elias — 文章与作品https://elias-essays.pages.dev/zh/elias 的个人网站：写魁北克与加拿大政治、政治哲学、信仰，以及文化与科技。中文原稿，另有英文和法文版。zh-CNSun, 11 Oct 2026 12:00:00 GMT中间人https://elias-essays.pages.dev/zh/blog/middlemen/https://elias-essays.pages.dev/zh/blog/middlemen/宗教里的中间人，保护的不是我免于神，而是神免于我。一、三十分钟

2025 年 6 月，我躺在床上看一段视频，哭了大约三十分钟。从那以后，我一直有一个很清楚的愿望：想完全跪下来，彻底顺服于主。

这个愿望是真的，可我的行动和它对不上。在广州时，我参加过一段时间的教会生活，之后很久没有再去。我想受洗，却一直没有迈出那一步。蒙特利尔的圣约瑟夫圣堂，我也只是去过而已。

有人问我：你想要的受洗，是有共同体、有代父见证的那种，还是只属于你和上主之间的那种？我回答，更多是后者。我还说，我骨子里有神秘主义的倾向，更相信自己内心的感受。

这篇文章想弄清楚两件事：这个回答从哪里来，以及它站不站得住。

二、比信仰更早的信念

我的政治立场换过四次：毛派，数字计划经济的乌托邦信徒，自由派，然后是今天的准自由意志主义者。看起来跨度很大，底下却只有一条线从没变过：不被支配。

这条线比所有立场都早。先有的是反对中央控制、追求个人自由，经济观点是后来才跟着变的。回头看，毛派当年吸引我的，很大一部分正是它反权威的那一面。立场一个接一个地换，它们服务的东西始终是同一个。

所以，当我走向宗教时，这条线也跟了进来。我对神没有戒心。我戒备的，是站在神和我之间的人。

三、神秘主义：宗教里的“不被支配”

神秘主义在宗教里的位置，就是“不被支配”在政治里的位置。它的核心主张只有一条：人可以直接认识神，不必经过任何中介。圣事、教阶、教义并没有被否定，但都退到了第二位。最终的凭据，是灵魂里那一次直接的相遇。

建制教会一直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所以它对神秘家半是尊崇，半是提防。埃克哈特说，神的根底就是我的根底。1329 年，他去世一年多以后，教宗若望二十二世发布诏书《In agro dominico》，谴责了从他著作中摘出的二十多条命题。盖恩夫人写了一本教人内在祈祷的小书。1695 年底她被捕，先后被关在万森、沃日拉尔的一座修院和巴士底狱，七年多后才获释。

这些人没有否认神，也没有否认教会。他们的问题是绕过了教会。一个人如果能在祈祷中直接领受神，神父的指导就不再是必经之路，教会的权威也就从垄断变成了参考。对任何中心来说，这都是危险的。

还有一种更彻底的想象。我借助 AI 翻译过韦特 1909 年的《圣杯的隐秘教会》。他认为，圣杯传奇背后藏着一个比可见教会更深的“隐秘教会”，它守护的奥秘不经由官方的圣统传递。可见的教会管外面，真正的圣所另在别处。

这几乎就是我自己立场的理论版本。我信那三十分钟，胜过信任何一份登记文件。我不需要一位代父为我作保，也不需要一个堂区为我盖章。我和神之间的事，没有人有资格替我确认。

四、反方：我在政治上捍卫中间人

对这个立场，最强的反驳来自我自己。

在政治上，我捍卫的恰恰是中间人。我推崇绝对主义之前的中世纪：教会、城市、行会、家族彼此牵制，也一起牵制中心。孟德斯鸠说，君主政体之所以不是专制，是因为君主和人民之间隔着“中间的、从属的、依附的权力”。按一种常见的读法，托克维尔接着看到，这些中间团体一旦被摧毁，个人就只能孤零零地面对国家，而那正是专制最需要的状态。

所以我在政治上的信念是：一个人和最高权力之间，必须隔着别的什么。到了宗教里，我要的却偏偏是拆掉一切间隔，让灵魂直接面对至高者。

有人会说这并不矛盾，因为国家可能是暴君，神不是。可问题不在神，而在解释者。没有见证人的时候，“神要我做什么”只剩下一个解释者，就是我自己。我的欲望、我的恐惧、我那天的情绪，都可以披上神的衣服。宗教里的中间人，保护的不是我免于神，而是神免于我。

历史上也有一次现成的实验。宗教改革以直达神的名义拆掉了罗马这个中间人，结果在许多地方，拆出来的不是自由，而是握在君主手里的国家教会：教随国定。在英格兰，国王成了教会的最高首脑。纽曼离开英国国教之后回头看它，说它“不过是一个国家机构”。跨越国界的教会一旦退场，宗教就落进了君主手里。

第二个反驳来自神秘家本人：他们几乎没有一个是独行者。1577 年 12 月，十字若望被自己修会的弟兄关进托莱多修院的囚室，关了八个多月。就在那间几乎不透光的囚室里，他写成了《灵歌》最初的三十一节。逃出来之后，他仍然留在修会里。大德兰把自己的经验写成书，是奉了神师之命。

十字若望还写过“暗夜”：总有一段时间，一切被击中的感受都会消失，只剩下没有感觉的信。如果我的灵性只建立在内心感受上，到了暗夜就什么都不剩了。这个传统之所以坚持神师和共同体，原因正在这里：感受会走，见证人不会。

第三个例子是昂德希尔，我借助 AI 翻译过她的两本书。1907 年，她有过一次皈依经验，一心想进天主教会，却在门外徘徊了十几年。后来她回到英国国教，1921 年又请冯·许格尔男爵做她的神师。写出《神秘主义》的人，最后选择了接受别人的指导。冯·许格尔欣赏她的书，却担心她过于偏重神秘主义。在他看来，她原有的信仰偏向一般的有神论，也偏重理智，于是他引导她把基督放到信仰的中心。

站在我这一边的，似乎只有西蒙娜·韦伊。她深爱天主教，却终身没有受洗，一直停在门槛上。可她在写给佩兰神父的信里说，她不进教会，是因为她觉得神此刻并没有要她进去。连她的拒绝，也是以顺服的名义作出的，而不是以自主的名义。

最后还有一个我绕不开的细节。后来我又把那段视频找出来重看，仍然泪流满面。打动我的，是看到、听到“他们”在践行信仰，是一群具体的人一起把它活了出来。我选的是一个人走的路，让我流泪的却是一群人的样子。

五、真正不被支配的人，才敢走进教堂

我以前以为，“不被支配”的意思就是不进去：不加入组织，不被登记，不让任何人有资格评判我。神秘家给了我另一种理解。

一个机构能支配一个人，靠的是这个人需要它的东西：认可、身份、安全感。埃克哈特受审时声明服从教会的裁决，可他的根底从来不在审判庭里。十字若望留在了关押过他的修会里，因为修会从来就不拥有他。正因为自由另有来处，他们才能走进机构，而不被机构占有。

所以，站在门外不是自由的证明。它更可能说明，这份自由还没有完成：我仍然怕被别人塑造，于是只肯在一个由我全权管辖的内心空间里顺服。可一种由我自己设定条件的顺服，算不上顺服。我在别处写过，真心就是把自己完全交给一样不需要理由的东西。保留了最后一道主权的交付，还不是交付。

依纳爵有一篇祷文，开头是：“主啊，请收下我全部的自由。”我一向把自由看得比什么都重，也正因如此，它是我能献上的最贵重的东西。神秘主义不该是我留住它的办法，而应该是我学会交出它的地方。

我还没有走进去，现实的事依然排在前面。但我不再把站在门外，当作自由的证明。

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埃克哈特德语讲道第 5b 篇（“神的根底就是我的根底”）；大德兰《自传》序言（奉神师之命写作）；依纳爵《神操》第 234 条（祷文“Suscipe”）；1555 年《奥格斯堡和约》（教随国定）与 1534 年英格兰《至尊法案》。文中引语均由作者借助 AI 译出。

]]>Sun, 11 Oct 2026 12:00:00 GMT美国的卢比孔河在哪里？https://elias-essays.pages.dev/zh/blog/americas-rubicon/https://elias-essays.pages.dev/zh/blog/americas-rubicon/真正该问的也许不是“总统会不会渡河”，而是“河还在不在”。一条很浅的河

公元前 49 年 1 月，尤利乌斯·凯撒带着第十三军团，站在一条名叫卢比孔的小河边。

这条河在今天意大利东北部的里米尼附近，不宽，也不深。它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河水，而是因为法律：卢比孔河是山南高卢行省与意大利本土的分界。按照罗马的规矩，行省总督的军事指挥权只在行省之内有效，带兵越过这条线进入意大利，就是对共和国的叛逆。

所以，挡在凯撒面前的从来不是河水，而是一个约定。罗马人共同相信，这条线不能带兵跨过去。这个约定没有城墙，也没有守军；它唯一的保障，是将军愿意遵守它，以及士兵拒绝跟随违反它的人。

凯撒为什么要渡河？后人常把这一幕写成野心家的豪赌。但当时的记载里，还有一个更现实的理由：恐惧。

凯撒在高卢打了将近十年仗，他在罗马的政敌也等了将近十年。元老院要求他交出兵权，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回到罗马。可一旦成了普通公民，就不再享有任职期间的豁免。据苏埃托尼乌斯记载，小加图曾不止一次发誓，只要凯撒一解散军队，就把他送上法庭。一年多以后，凯撒在法萨卢斯看着战场上倒下的庞培派士兵，说了这样一句话：

这是他们要的。立下如此功业之后，我，盖乌斯·凯撒，若不是向军队求援，早已被定罪了。

这当然是自我辩护。但它道出了共和国崩溃前最危险的一条逻辑：当失去权力意味着失去自由，掌权者就不会再心甘情愿地交出权力。

两千多年后，我常常想起这条河。不是因为我认为哪一位美国总统就是凯撒——历史类比不是证据，美国也不是罗马。而是因为它提出了一个至今仍然成立的问题：一道没有城墙的边界，究竟靠什么守住？

换一种问法：美国的卢比孔河在哪里？它还在吗？

渡河之前，河水已经很浅了

凯撒不是第一个带兵进入罗马的人。在他之前，这条河已经被试探过很多次。

从马略的时代起，罗马军团越来越多地从没有土地的穷人中征募。士兵退伍之后能不能分到一块地养老，往往取决于他们的将军能不能在罗马为他们争取到。士兵的生计和将军的政治命运绑在了一起，他们的忠诚也就慢慢从共和国转到了将军身上。

公元前 88 年，苏拉因为东方战争的指挥权被政敌夺走，带兵进军罗马。这是罗马军队第一次攻入自己的首都。据阿庇安记载，苏拉手下的军官几乎全部离他而去，只有一名财务官留了下来——他们知道这条线不能跨。可是士兵跟着苏拉走了。

此后的四十年里，马略和秦纳以武力夺回罗马，苏拉第二次打回来，并公布“公敌名单”，悬赏杀人、没收财产。政治失败的代价，从失去官职变成了失去性命和家产。到凯撒站在卢比孔河边的时候，罗马人已经见过太多次越界。

这一次，离开凯撒的最重要人物，是他在高卢最得力的副将拉比努斯，他转而投奔了庞培。军团没有走。凯撒对士兵们说，元老院践踏了保民官的权利，他渡河是为了捍卫他们——也就是说，越界的人宣称自己是在保卫共和国。

回头看，凯撒渡河与其说是一场突然的政变，不如说是一次确认：确认这条河已经浅到挡不住任何人了。苏拉的军官还会拒绝，凯撒的士兵已经不再犹豫。每一次越界没有付出代价，下一次就更容易；每一次政治斗争用审判和暴力解决，下一个掌权者就更不敢放手。

共和国的边界很少是被一次冲垮的，它通常是被一点点冲浅的。

美国人把这条河写进了誓词

美国的开国者读过罗马史。他们最害怕的，正是常备军变成某个人的私兵。所以宪法让总统担任三军统帅，却把征兵、拨款和宣战的权力交给国会；让军队服从民选的文官，却不让它服从任何一个具体的人。

这条界线最清楚地写在誓词里。美国军官宣誓就职时，誓词只有一个效忠对象：“支持并捍卫美国宪法，抵御一切国内外的敌人，对其保持真诚的信念与忠诚”。整段誓词里没有出现总统，也没有出现任何人的名字。

士兵的入伍誓词多了一句服从命令，但顺序和限定都很讲究：先是捍卫宪法，然后才是服从总统和上级军官的命令，而且这种服从必须“依照条例和《统一军事司法法典》”。按照这部法典，士兵有义务服从的只是合法命令。

这几句话看起来平淡，分量却在对照之下才显出来。魏玛共和国的军人曾宣誓忠于帝国宪法。1934 年 8 月，兴登堡去世当天，他们被要求重新宣誓，对阿道夫·希特勒本人“无条件服从”。从宪法到一个人，只隔了一篇誓词。

所以我理解的美国卢比孔河，首先不在地图上，而在誓词里“宪法”这个词上。它把对一个人的忠诚，换成了对一套规则的忠诚。

但这条线必须从两边看。文官控制军队本身就是共和国的原则：总统可以撤换将领、调整军事政策、指挥军队执行合法任务，军官不能因为不喜欢总统就拒绝服从。一支自己判断该听谁的军队，同样是越过了卢比孔河，只是方向相反。

真正的界线很窄：服从合法的命令，拒绝明显违法的命令。这条线要守住，靠的不是哪位将军的政治立场，而是成千上万的军官、检察官、法官和公务员，在被要求作出选择的时候，仍然知道自己效忠的是什么。

2021 年：守在河岸上的人

美国离这条河最近的一次，是 2020 年大选之后。

特朗普输掉了选举，却拒绝承认。他的团队在各州提起了六十多起诉讼，几乎全部败诉，其中不少判决出自共和党任命的法官。随后，压力转向了具体的人。佐治亚州州务卿拉芬斯伯格接到总统电话，被要求“找到”11,780 张选票——恰好比拜登多一票。他拒绝了。

2021 年 1 月 6 日，压力落到了副总统彭斯身上。特朗普希望他在主持国会认证时拒绝计算部分州的选举人票。彭斯在当天发表的信中写道：“我支持并捍卫宪法的誓言，约束我不得宣称拥有单方面的权力，来决定哪些选举人票应当计入、哪些不应计入。”几个小时后，冲进国会大厦的人群中有人高喊要绞死彭斯。当晚，国会重新开会，并在次日凌晨完成了认证。

六天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全体成员联名致信全军：“任何扰乱宪法程序的行为，不仅违背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和誓言，而且违法。”信中还提醒官兵：1 月 20 日，当选总统拜登将宣誓就职，成为第 46 任三军统帅。

这些人大多不是特朗普的政敌。拉芬斯伯格和彭斯都是共和党人，彭斯为特朗普效力了四年。他们不需要反对他的任何政策，只需要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拒绝做法律不允许的事。这正是苏拉的那些军官做过的事：他们未必反对苏拉，只是知道那条线不能跨。

那一次，河水挡住了。

但罗马的教训在于，挡住一次不等于河水还会一样深。越界之后发生了什么，同样重要。

2024 年大选后，联邦司法部按照不起诉在任总统的惯例，撤销了针对特朗普干预选举的联邦指控。2025 年 1 月 20 日，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当天，赦免了约 1,500 名与国会山事件相关的被告，并为另外 14 人减刑。获得宽赦的人当中，有因袭击警察或策划阻止权力移交而被定罪的人。

赦免权是宪法明文赋予总统的权力，支持者也有理由认为，部分被告的刑罚过重。但这次赦免传递的信息远远超出个案：试图阻止合法权力移交的人，可以因为政治上的忠诚而被宽恕。对下一次站在河边的人来说，越界的代价变小了。

有人在试探水深

2025 年以后发生的事，没有一件是凯撒式的渡河。总统没有命令军队包围国会，也没有宣布取消选举。正因为如此，它们才更值得细看：每一件单独拿出来，都能找到法律上的理由；放在一起，却像有人在一处一处地试探河水的深浅。

第一处，是军队与城市。2025 年 6 月，特朗普不顾加州州长反对，把加州国民警卫队收归联邦指挥，派往洛杉矶，随后又派出海军陆战队。此后，华盛顿、孟菲斯、波特兰、芝加哥都出现了类似的部署或尝试。9 月 30 日，数百名将军和海军将领被紧急召集到弗吉尼亚州的匡蒂科。特朗普对他们说，美国正遭受“来自内部的入侵”，应该把一些“危险的城市”当作军队的训练场。据在场记者描述，台下的将领们大多沉默。2026 年 1 月，明尼苏达因联邦移民执法爆发抗议，特朗普又威胁援引《叛乱法》派遣正规军，第二天才改口说“现在”没有必要。

问题不在于军队能不能出现在国内。灾害、暴乱、联邦法律确实无法执行的时候，法律都允许动用军队。问题在于，当总统把国内的政治对手描述成不穿制服的敌人，他就在悄悄挪动军人心中那条线：誓词里要抵御的“国内敌人”，究竟是颠覆宪法的人，还是反对总统的人？

第二处，是军中的律师。2025 年 2 月 21 日，特朗普撤换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同一天，国防部长赫格塞思解除了陆军、海军和空军三位军法署署长的职务。这三个人是美军最高级别的法律顾问，职责之一，正是告诉指挥官一项命令是否合法。赫格塞思事后解释，他不希望军中律师成为总统命令的“路障”。

总统有权更换将领，这本身不违法。但苏拉进军罗马时，离开他的是军官；今天，负责告诉军官哪些命令违法的人，先被换掉了。

第三处，是誓词本身。2025 年 11 月，六名有从军或情报背景的民主党议员发布了一段视频，提醒军人：你们可以拒绝非法命令。这句话几乎只是在复述誓词和军事法典。批评者可以说，视频没有指明哪些命令违法，时机和意图都带着政治色彩——这是可以争论的。但特朗普的回应是：这是“煽动叛乱的行为，可判死刑”。2026 年 1 月，赫格塞思对其中的参议员马克·凯利发出正式谴责，并启动降低这位退役海军上校军衔和退休金的程序。

我认为，这是这两年里最值得警惕的时刻之一。它不是命令军队去做违法的事，而是让“提醒军队不要做违法的事”本身变得危险。如果连复述誓词都要付出代价，下一个接到非法命令的军官会怎么想？要让一条河失去作用，不一定要跨过它，只要让人不敢再说出它在哪里。

第四处，是检察官。2025 年 9 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公开点名，要求司法部长追究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和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等人。负责此事的弗吉尼亚东区联邦检察官在压力下辞职，一位没有任何检察经验的白宫助手被安排接任，几周之内先后拿到了对两人的起诉书。

这里必须诚实地面对一个反驳。特朗普的支持者会说：2023 年，特朗普本人也接连遭到四次刑事起诉，那难道不是政治审判？我不认为两者可以简单等同。2023 年的那些案子由特别检察官和地方检察官提起，经过大陪审团审查，其中一案还由陪审团作出了有罪裁决；这一次，却是总统先公开点名，再撤换不肯起诉的检察官。

但这个反驳指向一个真实的危险，也正是凯撒留下的教训：一旦双方都相信，失去权力就意味着被对手送上法庭，就再也没有人愿意平静地交出权力。所以，判断一场起诉是否越界，关键不在被告是谁，而在程序本身——决定起诉的，是证据和独立的检察判断，还是总统的意愿？

但河还在

这两年里，同样有很多人站在了河岸上，而且他们不全是特朗普的反对者。

伊利诺伊、加利福尼亚、俄勒冈的州政府把联邦政府告上了法庭。在这里，联邦制不是教科书里的抽象原则，而是一道实实在在的堤岸：总统想把一个州的民兵变成联邦的军队，州长可以说不，并且去找法官。

2025 年 12 月 23 日，最高法院在芝加哥一案中驳回了政府的紧急申请。这份未署名意见的关键，在于一个词：总统援引的条款，以他“无法”依靠“正规部队”执行联邦法律为前提，而法院认为，“正规部队”很可能指的就是军队本身。军队依法可以执法的场合本来就属于“例外”，这一条款因此也只能在这类例外情形下动用。作出这个判断的，是一个保守派占多数的法院。在它之前，下级法院已有四位法官判定这次部署站不住脚，认为当地的实际情况不足以支持派兵。这四位法官由两党总统任命，民主党、共和党各两位；其中一位上诉法官，正是特朗普本人任命的。上诉合议庭在判决中写得很直白：“政治上的反对不是叛乱。”

科米和詹姆斯的案子，在 2025 年 11 月被联邦法官驳回，理由是那位临时检察官的任命本身违法。司法部随后两次把詹姆斯的案子重新提交大陪审团，两次都被拒绝。大陪审团由十几到二十几名普通公民组成，拒绝检察官的起诉请求，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极为少见。司法部仍在上诉，第四巡回上诉法院在 9 月中旬听取了辩论，截至我写作时还没有作出裁决。

马克·凯利的案子，2026 年 2 月被一位小布什任命的联邦法官叫停。法官认为，五角大楼侵犯了凯利的言论自由，也威胁到数百万退役军人的宪法权利。赫格塞思表示将立即上诉。

军方高层也没有沉默到底。2026 年 8 月底，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在回复参议员斯洛特金的信中写道，军队没有计划向投票站派遣联邦军人或联邦化的国民警卫队，也没有计划扣押选票或投票机。他还写了一句：自己既没有收到、也不预期会收到任何与中期选举有关的非法命令。

读到这句话，我的感受很复杂。一方面，这是一位由特朗普亲自挑选的将军，他在公开信里写下了“非法命令”这几个字——他知道那条线在哪里。另一方面，世界上最古老的成文宪法国家，如今需要它的最高军官白纸黑字地保证，军队不会出现在选民投票的地方。

河还在。但它还在，不是因为它天然就在那里，而是因为一直有人在守。

罗马人后来忘了那条河在哪里

回到最初的问题：美国的卢比孔河在哪里？

我的回答是，它不在白宫，也不在国会山，更不在某一次选举的结果里。它在誓词里“宪法”这个词上，也在每一个被要求作出选择的具体的人身上：一个接到命令的军官，一个被要求起诉的检察官，一个被要求“找到”选票的州务卿，一个坐在大陪审团席上的普通公民。

所以，真正该问的也许不是“总统会不会渡河”，而是“河还在不在”。

渡河是一个戏剧性的瞬间，所有人都看得见，也可以抵抗。更危险的是另一种情形：没有人渡河，河自己干了。负责说“这不合法”的人被换掉，提醒军人遵守誓词的人被说成叛乱，起诉谁取决于总统点了谁的名，试图阻止权力移交的人得到赦免。每一步都有法律依据，每一步都可以解释为例外。直到某一天，一道明显违法的命令真的下达，接到命令的人环顾四周，发现已经没有人说得清那条线在哪里了。

这并不只是一个比喻。卢比孔河的位置，后来真的被人忘记了。

共和国灭亡之后，这条小河失去了法律上的意义，也就慢慢失去了被记住的理由。河道改变，地名更替，意大利东北部好几条小河都曾被认为是它，争论持续了几个世纪。1933 年，墨索里尼的政府把其中一条名叫菲乌米奇诺的河正式定为卢比孔河，河边的小镇也随之改名。后来的学者为这个说法找到了一些证据，但争论至今没有完全平息。

每次想到这件事，我都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讽刺：一个独裁者，替罗马人决定了他们的卢比孔河在哪里。

而在罗马本身，名称几乎都留了下来。奥古斯都宣称，他把共和国交还给了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元老院照常开会，执政官照常选举，只是所有人都知道，真正的决定在别处作出。名字都还在，河已经没有了。

我不是美国人。但我一直认为，美国最了不起的地方不在于它的富强，而在于它把“没有任何人高于法律”变成了一套运转了两百多年的制度。这套制度没有城墙，就像卢比孔河没有城墙一样。它有多深，取决于掌握权力的人是否真心相信它——不是在宣誓的那一天，而是在相信它需要付出代价的那一天。

只要还有足够多的人记得河在哪里，它就仍然是一道边界。等到需要由掌权者来告诉人们河在哪里的时候，共和国就已经不在了。

注：凯撒在法萨卢斯的话与小加图的起诉威胁，见苏埃托尼乌斯《神圣的尤利乌斯传》第 30 节；苏拉的军官离去，见阿庇安《内战史》第一卷第 57 节；凯撒以保民官为由对士兵的讲话，见凯撒《内战记》第一卷第 7 节；奥古斯都“交还共和国”的说法，见《奥古斯都功业录》第 34 节。凯撒的话由作者据拉丁原文译出，文中其余引文亦为作者自译。

]]>Sat, 10 Oct 2026 12:00:00 GMT野生的相遇https://elias-essays.pages.dev/zh/blog/encounters-in-the-wild/https://elias-essays.pages.dev/zh/blog/encounters-in-the-wild/我们可能是最后一批在审美尚未定型时，还能“野生”地撞上那些伟大造物的人。在电影院看完《阿基拉》重映出来，脑子里挥之不去的反而是这几天刷到的 AI 短剧。

两件事风马牛不相及，但撞在一起，有种荒诞的眩晕感。

赛璐珞

大银幕上的新东京爆炸，那种密密麻麻、甚至带着点病态的手绘细节，扑面而来的全是纯粹的体力与意志。

《阿基拉》《攻壳》《EVA》……那是只有日本泡沫经济最狂热的年代，和它破灭后还没散尽的余温，才养得起的怪物。成百上千的人没日没夜地趴在赛璐珞片上死磕，只为了把脑子里的幻觉凿进胶片里。

大友克洋把自己的漫画做成动画电影《阿基拉》，1988 年 7 月上映，正赶上泡沫往顶上冲。出钱的制作委员会里，除了讲谈社、东宝、万代，连住友商事这样的综合商社都有一份。《攻壳机动队》的剧场版和《新世纪福音战士》的电视版都是 1995 年的事，泡沫那时已经破了几年。

按日本的资料，光《阿基拉》一部就做了三年，参与的工作人员约 1300 人，画了大约 15 万张赛璐珞，用了 327 种颜色。对白是先录好的，画师再照着声优的表演去画口型；当时日本动画的习惯正好相反，先画，后配音。

那种密度，哪怕隔了快四十年，依然能把人按在座位上动弹不得。

流水席

而屏幕另一端呢？AI 短剧每天上千部地往外吐，实时生成的流媒体甚至能做到观众不关、它就不停。

据短剧数据公司 DataEye 的说法，2026 年上半年，单是抖音一个平台新上线的 AI 剧和漫剧就超过 22 万部，平均每天 1200 部以上。《科技日报》3 月的一篇报道说，AI 漫剧的制作成本已经低到每分钟 500 元，十来个人的小团队，20 天就能做出 50 集。《阿基拉》是 1300 人做了三年。

技术确实神了，成本低到近乎于零，但散发出来的逻辑却是一样的：没有任何阻力，没有人的体温，只有无穷无尽的、为了截获神经递质而拼凑的感官诱饵。以后一个小孩睁开眼，面对的大概就是这种永不枯竭的流水席。菜不用点，也不用等，吃饱了还在往上端。

尺子

真正让我后背发凉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审美锚点”的错位。

我们这代人看 AI 烂片，心里其实揣着一把尺子。我们在电影、文学、老游戏里被真正的好东西震慑过，哪怕当时并不懂什么叫“严肃艺术”，味蕾也早就被养刁了。所以今天看算法倒垃圾，你能一秒尝出那股工业糖精味。

但下一代人呢？他们的味觉基准线，很可能是从工业糖精开始建构的。

锚点错位，意思是尺子换了。我们拿《阿基拉》去量 AI 短剧，量出来的是廉价；一个拿 AI 短剧当尺子长大的孩子去量《阿基拉》，量出来的大概是慢、旧、看不懂。两个人都会觉得自己量得没错。

这把尺子没有谁教过我们，是一次次撞见攒起来的。

野生的相遇

小时候在电视或碟片里撞见一部杰作，是没有任何功利心的。你不知道它拿过什么奖、在影史上排第几，你只是路过它，然后被它击中。这种“野生的相遇”是有魔力的，它会无声无息地变成你精神底色的一部分。

能撞见，是因为那时候没得选。电视台排什么就看什么，不想看最多换个台；碟片也是手边有什么看什么。很多东西你自己绝不会去挑，比如一部从头到尾看不太懂的老片子，可它正好在放，你也就看了下去。有的看完就忘了，有的会在心里待很多年。撞见的好处就在这里：那个东西跟你原来的口味没关系，它是从外面闯进来的。

算法正好反过来。它的本事，是让人永远碰不到不合口味的东西。你在什么上面多停了几秒，它就给你更多；你划走过什么，它就少给你看。它不会拦着你去找《阿基拉》，它只是保证你永远不会撞上它。就算《阿基拉》真出现在信息流里，多半也是一条“几分钟看完《阿基拉》”的解说：剧情讲完了，那两个小时省掉了。

可如果错过了这个窗口期，好东西就变成了“需要被考古的经典”。

成年以后再去看，就是补课。补课也能看懂，甚至能看出更多门道，可补上的很难再变成底色。十几岁时撞上的，和后来照着片单一部一部补上的，分量不一样。

《阿基拉》当然不会消失，它会好好地躺在胶片库和影迷片单里。但如果一个孩子从小被算法无缝喂养，习惯了三秒一个反转、没有一丝顿挫的刺激，他长大后凭什么要花两小时，去忍受一部老片子前二十分钟的慢热，去适应几十年前的叙事呼吸？他不是找不到，他是根本不需要。

时间其实不缺。按《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6）》的数字，微短剧的人均单日使用时长是 129 分钟，比《阿基拉》124 分钟的片长还长。每天两个多小时是拿得出来的，只不过被切成了一小段一小段。

怀旧

每一代长辈都觉得后代的流行文化在堕落，我也知道这很容易陷入俗套的怀旧。

这个反驳得先说完整。小说、电视、漫画、电子游戏，都被这样担心过。日本 1955 年的“恶书追放运动”就是一例。据日文维基百科的记述，运动闹得最凶时，母亲团体的联合会开了一场“恶书追放大会”，系着围裙的会员们把约 6 万册杂志和漫画付之一炬。而它起头时，不过是一句口号：那年 5 月，东京赤坂的一群母亲提出“不看、不买、不读”。据手冢治虫后来回忆，当时甚至有人称他为“孩子们的敌人”。

三十多年后，日本的漫画和动画里长出了《阿基拉》。我今天拿来当尺子的东西，当年正是被大人扔进火堆的那一类。

回头看，这些担心大多落了空，至少没有糟到当时说的地步。被看不起的新东西，后来往往养出了自己的杰作。也许下一代人也会以我想不到的方式，撞上属于他们的东西，甚至就在我今天看不上的竖屏短剧里。

但我担心的不是代沟，而是一种“触觉”的退化。

小说、电视、漫画，挨骂的时候，也都是做好了放在那里的作品。一本书印出来，一部片子剪完，就定了，不会因为谁在看而改动一个字、一个镜头。它不知道你是谁，你得自己走过去。今天刷到的这些短剧背后，是一个实时量着你的系统：你在第几秒划走，在哪个画面停住，它都记着，下一条就照着调。它只想让你别走。

把那些曾经刺痛过、震撼过我们的东西从成长轨迹里抽空，一个人看世界的方式会变成什么样？

阻力

前面说 AI 短剧“没有任何阻力”。这个词我越想越觉得要紧。

《阿基拉》的密度，是阻力压出来的。每一张赛璐珞都得有人一笔一笔地画，再一张一张地上色，画错了就得重来，连口型都得追着先录好的声音去画。人手、钱和时间都有数，截止日期摆在那里。在这种条件下，能留在片子里的每一个镜头，都是有人认定它值得那份力气。那种密度，就是这样一个个决定叠起来的。AI 短剧没有这一层：多生成一段几乎不花钱，留下它也就不需要理由。

看的那一头也有阻力。好作品不会一上来就讨好你。它有自己的呼吸，很多事情不解释，最好的东西常常藏在不那么好看的地方：一段很长的安静，一场第一次没看懂的戏。你得先跟着它走一段，忍过一阵不明白和不耐烦，才知道它要带你去哪里。

我说的“触觉”，大概就是在这两头的阻力里磨出来的。触觉本来就是对阻力的感觉：手按在桌面上，能感觉到桌子，是因为桌子顶住了手。

AI 短剧把两头的阻力都拿掉了。做的人不用选，看的人不用忍，三秒一个反转，没有一处会顶住你。一个人要是从小只摸过这些，好东西都还在，他那只手却可能已经摸不出来了。

散场

“这是经典，你应该看”这种说教从来没有用。当年我们陷进去，是因为那些作品本身有野蛮的生命力。可当全世界最聪明的算法都在争夺一个孩子的注意力，把最平庸、最廉价的多巴胺以最低成本塞进他眼里时，那种生命力可能连跟他打个照面的机会都没有了。

重映也造不出野生的相遇。会买票去看一部 1988 年动画的人，多半早就知道它是什么。但至少在那两个小时里，阻力回来了。灯一黑，片子按它自己的节奏往下走，不会因为谁走神就换一个更刺激的镜头，也没有哪里可以划走。

走出影院的时候，街上的霓虹灯很亮，手机里的通知还在震动。我只是突然意识到，我们可能是最后一批在审美尚未定型时，还能“野生”地撞上那些伟大造物的人。

资料来源

转引文献：长冈义幸《マンガはなぜ規制されるのか：“有害”をめぐる半世紀の攻防》（平凡社新书，2010），第 97–98 页；手冢治虫《ガラスの地球を救え》（光文社，1996），第 14 页。页码依据上列日文维基百科“悪書追放運動”条目，原书未经核对。

]]>Sat, 10 Oct 2026 12:00:00 GMT复数的自由https://elias-essays.pages.dev/zh/blog/freedom-in-the-plural/https://elias-essays.pages.dev/zh/blog/freedom-in-the-plural/中世纪的人说自由，用的是复数。鞋匠行会

前段时间，我想过这样一道题。

一座中世纪城市里，鞋匠行会规定，只有行会成员才能做鞋卖鞋。想入会，先当很多年学徒；入了会，价格、工时、哪些宗教节日不许开工、一双鞋该做成什么样，都得照行会的规矩来。这时城里来了一个外地人，他愿意把鞋卖得更便宜，但不肯入会。行会有没有权禁止他开店？

我的答案是：有。在这件事上，我站在共同体的自治一边。

照我平时的立场，这个答案不太对劲。我推崇市场竞争，反对关税和补贴，也一向认为，靠游说政客排挤对手的企业，跟自由市场毫不相干。外地鞋匠卖得便宜，买鞋的人得了实惠；行会拦着他，看上去就是在护自己的饭碗。按这个逻辑，我该站在外地人那边。

我还是选了行会。我给自己的理由是：即便是这样的多中心权威，也比现代资本主义和国家那种压平一切的权威更自由。

细想一下，让我警惕的从来不是“限制”本身，而是谁在限制，限制之外还有没有别处可去。政府和公司最大的不同，是公司做得不好，我可以换一家。行会管的只是一座城里的鞋匠。城墙外面还有别的城和别的规矩；城里也不只有行会，还有教会的法庭和国王的法庭。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没有“外面”。

这个解释消不掉全部的矛盾。那个外地人确实吃了亏，他想靠价格竞争，却被一群人用规矩挡在门外，这和我一向看重的个人自由有冲突。但如果一定要排先后，我认为共同体免受外部干涉的自由，要高于个人免受共同体支配的自由。

一份契约

关于国家，我原来的想法更简单，是契约论的。国家是公民之间订的一份契约，征税、服兵役、强制接种、禁毒、限制高风险投资，都应该算契约条款。不参加这份契约的人，就相应地被排除在国家的某些服务之外。

这个想法站不住，因为秩序会外溢。一个人不交税，治安和国防照样护着他，没法把他干净地排除出去。这一点我接受。

可承认外溢，并没有把我推向中央政府。我仍然认为，绝对主义兴起之前，教会、市民、行会这些小共同体之间自发形成的利益划分，好过今天的中央政府。契约论关心的是每一项义务有没有经过我同意。我现在关心的是另一件事：有没有一个权力，能吞掉其他所有权力。

有人会说，现代国家也是在几百年的战争、兼并和妥协里长出来的，凭什么不算自发的秩序？我不拿来历和它争。任何秩序的建立都要付出代价，以不正义为名去改变一个已经形成的秩序，同样要付出代价。就算一个中央国家真是这样有机地长出来的，我还是反对它，因为集中的程度本身就不正当。

一年零一天

中世纪的人说自由，常用复数，拉丁文是 libertates。城市的特许状、行会的章程、教堂的豁免，每一样都叫一份“自由”。

1215 年的《大宪章》，第 1 条写的是英格兰教会应当自由，完整保有它的权利，它的各项自由不受侵犯。第 13 条写的是伦敦城应当享有它所有古老的自由和自由习惯，陆上水上都一样。这两条里的自由都有主人：这座教会的，那座城市的。

1273 年，小城布格多夫（Burgdorf，今属瑞士）从当地的伯爵夫妇手里拿到一份特许状。第 51 条说：凡来到布格多夫的人，不论什么身份、什么性别，只要在这里取得了市民权，当众住满一年零一天，其间没有人依法提出异议，此后就谁也不得再对他提出异议。一个逃进城的农奴，熬过这一年零一天，原来的领主一般就不能再把他要回去。这类规矩到 19 世纪被概括成一句话：“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这句话是后人的总结，中世纪的特许状写得没这么漂亮，只写日子和手续。

同一个人，往往同时活在好几套法律底下。结婚、立遗嘱的官司归教会法庭；在城里做买卖，守的是城市法和商人法；领主和封臣之间讲封建法，庄园里的农民守庄园法；国王还有自己的法律。法律史学者哈罗德·伯尔曼（Harold J. Berman）在《法律与革命》（1983）里把这些法律逐一讲过。在他看来，西方人之所以相信法律至上，一个重要原因是这几套法律谁也吞不掉谁，只能长期并存、相互竞争。

卡诺莎门外

这些自由大多是从僵持里长出来的。最有名的一场僵持，是叙任权之争。

1075 年，教宗格里高利七世的《教宗训令》（Dictatus Papae）列了二十七条，其中一条说教宗可以废黜皇帝，另一条说教宗本人不受任何人审判。德意志国王亨利四世不肯交出任命主教的权力，第二年被教宗绝罚，臣民对他的效忠誓约也被宣布解除。1077 年 1 月，他来到意大利北部的卡诺莎城堡，光着脚，穿着羊毛衣，在门外站了三天，才求得赦免。

故事常讲到这里，好像教宗赢了。可双方又争了四十多年。1122 年的《沃尔姆斯协定》是一个妥协：皇帝放弃用权戒和牧杖为主教授职，主教由教会依教规选举；当选的人仍要从皇帝手里领受世俗的封地和权利。

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1877 年有一篇演讲，题目是《基督教中的自由史》。在他看来，叙任权之争只是教会与王权之间一场漫长冲突的第一回合。他说：“公民自由的兴起，要归功于那场持续四百年的冲突。假如教会一直为它所膏立的国王撑腰，或者这场斗争很快以一方的完胜告终，整个欧洲都会沉沦于拜占庭式或莫斯科式的专制之下。”他接着说，双方要的都是绝对的权威，自由只是它们拉拢各国人民的手段。

我最认可的就是这一点。教宗想做一个不受审判的人，皇帝想把教会攥在自己手里，结果谁都没做成。欧洲得到的是两边都不想要的东西：两个权力之间的一道缝。

我也想过一个更难的例子：两个共同体为了同一处水源起了冲突，谁来裁决？冲突是避免不了的。就算有一个更高的权威，也总有人的利益要受损。我相信共同体之间的动态平衡会慢慢形成新的秩序，但这不算回答，因为我也没有答案。我只知道，如果我承认有一个可以最终判定的权力，我就得承认一个中央权威。想到这里我自己都觉得好笑：我的想法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复古”了。

我相信普遍法另有一个立法者，在一切人间权力之上。只有天主是主权者。任何有限的人或机构自称是最后的裁判，都是僭越，1075 年那条“教宗本人不受任何人审判”也一样。所以我不认为以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为导向的现代国家能长久地做主权者，也不接受一个统一的人间宗教权威。地上的事，由各个共同体自己去解释普遍法，由历史习惯和共同体之间的仲裁慢慢磨出共同的法；剩下解决不了的冲突，就让它悬着，没有最终裁决。这几样混在一起有张力，是一种相对的动态平衡。

只剩下个人和国家

近代的“主权”，就是要在地上立一个最后的裁判。1576 年，让·博丹（Jean Bodin）在《国家六论》里第一次给主权下了定义：主权是一个共和国绝对而永久的权力。

1651 年，霍布斯在《利维坦》第 29 章列举削弱国家的毛病，把城市过大、社团过多都算在里面，说这些社团好比大国家肚子里的许多小国家，像自然人肠子里的蛔虫。我眼里那些复数的自由，在他看来是蛔虫。

到法国大革命，这个思路落了地。1791 年 3 月的阿拉尔德法令（décret d’Allarde）规定，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从事他认为合适的买卖、职业或手艺，只要缴纳营业税。那个外地鞋匠赢了。三个月后，6 月 14 日通过的勒沙普利耶法规定，同一行业的人聚在一起，不得推选主席、秘书或理事，不得就他们“所谓的共同利益”订立规章。提出这部法律的伊萨克·勒沙普利耶（Isaac Le Chapelier）说，国家里不再有行会，只剩下每个人的个别利益和普遍利益；谁也不许向公民灌输一种中间利益。

外地人可以随便开店了，城里的鞋匠却连一个商量事情的组织都不能有。一边是个人，一边是国家，中间的东西全拆了。我说的“压平”，就是这个意思。

托克维尔在 1856 年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里说，行政上的中央集权是旧制度的产物，也是旧制度的政治体制里唯一挺过了大革命的部分。在这件事上，国王和革命者是一路的。

1931 年，教宗庇护十一世在《四十年通谕》里写下了结果。他把原因归于个人主义：曾经靠各种团体发展起来的丰富社会生活被推翻，几乎消失，剩下的差不多只有个人和国家。

我不辩护的东西

我不想回到中世纪。那个世界有农奴制，布格多夫那条“一年零一天”之所以珍贵，正是因为城墙外面还有农奴。1209 年到 1229 年，教宗英诺森三世发动的阿尔比十字军打进法国南部，讨伐卡特里派；1233 年，格里高利九世发布诏书，设立教廷的宗教裁判所，它在实际运作里常常成了教宗手里的工具。最黑暗的这几页，恰好和教会权力的集中连在一起。我不拿这一点替那个时代开脱。

小共同体也会压迫人。行会排外，家族和村子也能把一个人压得喘不过气。我的界线是：共同体可以谴责一个人、拒绝和他团契，甚至把他逐出去，但不能用监禁和暴力逼他做一个有德的人。道德是约束自己的，人间的法律没有资格审判道德和灵魂。

身体和良知是两条底线。我一度不确定人身权从哪里来，现在我相信它来自神学自然法，也来自反对绝对主权的同一个原则：没有哪个国家能最终占有整个社会，也没有哪个共同体能最终占有一个人的身体。各个宗教里都有直接与神沟通、反对权威的神秘主义流派，它们长期被世俗权威和教内的教条主义打压，却一直生生不息。伯多禄和宗徒们说过：“听天主的命应胜过听人的命”（宗5:29）。但良知只给人拒绝服从的权利，不给人凭自己的确信去统治别人的权利。

还有一条：共同体不能故意让成员长大后没有能力离开，那不符合神意。我说共同体的自由优先，是在这几条底线之内说的。

等级我也只辩护一半。假如一座城市的司法职位只能由三个古老家族担任，一个出身普通、却更优秀的人因此被挡在外面，我会说这是一种遗憾；如果这三个家族不尽责，别的组织会有反应。在我看来，等级只有变成封闭、绝对、没法产生反作用的支配，才是不正义。我最没把握的是：要是没有人反应呢？没有反抗，并不说明秩序正当。支配可以塑造人的意识，让张力根本显现不出来。这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对那些连反弹的能力都没有的人，我还没有好的答案。

一层套一层

放到今天，我不想复辟哪一种中世纪制度，我想留下的是它的结构。1603 年，约翰内斯·阿尔图修斯（Johannes Althusius）在《政治学》（Politica）里把社会写成一层套一层的联合体：家庭、自愿结成的团体、地方共同体、省、国家，每一层都由前面几层组成。主权属于通过这些团体组织起来的人民，不能转让。

我理解的“人民”也是这样。它是家庭、教会、城市、地区和职业社团这些真实共同体组成的复合体，不是一个个平等个人的算术总和。多数不能只凭人数，就在教育这样的核心事务上统治一个共同体。所谓中立的教育并不存在，国家只是在用自己的意识形态取代家庭和共同体的传统。一个孩子要先在一种具体的生活形式里长大，才可能成为一个人。

权力的恶，我认为主要来自它伸进了太多生活领域，管的人多倒在其次。照这个说法，那些规模小、对成员生活管得很深的共同体，好像也该提防。可它们又少不了：只有先有这样的共同体，一个规模大、只管少数事务的联合体，才有地方可以把教育、宗教、经济组织和大部分司法留在地方。两样没法二选一。

《四十年通谕》第 79 节说，把较小、较低的团体能做的事交给更大、更高的团体，是不义的，也扰乱正当的秩序；任何社会活动，本性上都应当帮助社会肌体的成员，绝不应摧毁和吞并他们。这就是常说的辅助性原则。

这会有代价。为了让不同的共同体保留独立判断、犯错和按自己的方式生活的能力，我愿意接受更高的犯罪率、更低的效率和更大的物质成本。但这只是我替自己做的选择。任何人都只能为自己选择牺牲，不能以传统或共同善的名义替别人选。

下一座城

1791 年的法国替那个外地鞋匠回答了这道题：让他开店，也不许城里的鞋匠再结成任何团体。

我还是更愿意要旧的那个答案。行会可以把他挡在门外。他收拾好工具，可以去下一座城，那里有另一个行会、另一套规矩，也许正缺一个鞋匠。

我想要的，就是一个还有下一座城的世界。

资料来源

延伸阅读：罗伯特·尼斯贝特（Robert Nisbet）《The Quest for Community》（1953）；雅各布·利维（Jacob T. Levy）《Rationalism, Pluralism, and Freedom》（2015）。

]]>Sat, 10 Oct 2026 12:00:00 GMT海盗的黄金时代https://elias-essays.pages.dev/zh/blog/golden-age-of-piracy/https://elias-essays.pages.dev/zh/blog/golden-age-of-piracy/塔楼越往上长，往下漏的东西就越多。时之笛

今年 7 月底有一条游戏新闻：一位独立开发者借助 OpenAI 的 Codex，把《塞尔达传说：时之笛》原生移植到了 iPhone 和 iPad 上。N64 上的原版是 240p，大约每秒 20 帧；手机上的这一版是宽屏，每秒 60 帧。他用的源码来自玩家社区，想玩的人得自己准备 ROM。

这样的事，中文社区里也有。我就见过有人把《暗黑破坏神 2》移植到 iOS 上，也见过有人用 AI 拼出游戏来。

GitHub 上有个中文项目叫 sts2-ios，把《杀戮尖塔 2》原生移植到了 iPhone 上。这个仓库里最要紧的一份文件，是写给 AI 看的。它叫 AGENTS.md，README 是这么介绍的：“一份从环境检查、填配置、一键构建到签名装机的确定性 runbook，Agent 照着走就能把游戏搬上你的 iPhone。”懂编译、懂签名的那部分活，交给了 Claude Code、Cursor 这样的编程助手。

人们总觉得 AI 背后站着的是巨型企业：算力、资本、数据都在它们手里，它们会控制一切，最后建成一个赛博朋克的社会。这幅画没画错，但只画了一半。

我越来越觉得，AI 是海盗的黄金时代，也是同人的黄金时代。真正有意思的事，正发生在巨头脚下。我想说的，大概就是下面这张图。

护城河

塔楼是真的。训练最前沿的模型所需的算力、资本和数据，都集中在少数几家公司手里。

可塔楼里造出来的东西，天生关不住。

2023 年 2 月 24 日，Meta 发布 LLaMA，代码公开，权重只按申请逐个发给研究人员。不到一个星期，就有人在 4chan 上贴出了种子。

接下来几个星期的事，后来被谷歌的一份内部备忘录记成了一张时间表。3 月 12 日，有人把 LLaMA 跑在了树莓派上，慢得几乎没法用。六天以后，有人用 4 位量化把它压小，在 MacBook 的 CPU 上就能跑得够快，用不着显卡。第二天，几所大学合作训练出一个 130 亿参数的模型，训练成本 300 美元，备忘录说它在评测里“追平”了谷歌自己的 Bard。

这份备忘录的标题是《我们没有护城河，OpenAI 也没有》（We Have No Moat, And Neither Does OpenAI），作者是谷歌的一位研究员，2023 年 5 月流了出来。他写道，谷歌和 OpenAI 斗来斗去的时候，“第三股势力一直在悄悄抢我们的饭碗”。他说的是开源。他接着说：“很多新想法来自普通人。训练和实验的门槛，已经从一家大型研究机构的全部产出，降到了一个人、一个晚上、一台够劲的笔记本电脑。”

它流出来的方式也很应景：一个匿名的人，把它发在了一个公开的 Discord 服务器上。连这份承认关不住的文件，自己也没关住。

2025 年 1 月 20 日，DeepSeek 发布 R1，说性能“对标 OpenAI o1 正式版”。模型权重同步开源，用的是 MIT 许可证，公告里写着“完全开源，不限制商用，无需申请”。用户协议也跟着改了：拿 R1 的输出去蒸馏、训练别的模型，从此白纸黑字地允许。两年前，一个好模型的权重还得逐个审批。

塔楼越往上长，往下漏的东西就越多。巨头之间要竞争，竞争逼着它们降价、开源、开放接口。能力一旦按 token 卖出去，就会有人把额度分给别人用，也会有人给它做前端、写说明书。

更要紧的是，巨头卖出来的，恰好是能让个人变强的工具。一个会写代码的模型，最大的用处是让一个人干完以前一个团队的活。我平时写代码也用它。那位移植《时之笛》的开发者，手里拿的就是 OpenAI 的产品。造模型的条件可以被垄断，用模型的人垄断不了。

海盗

1981 年，英国唱片业协会发起过一场运动，口号是“家庭录音正在杀死音乐”（Home Taping Is Killing Music），标志是一盒磁带拼成的骷髅旗。

音乐没死。

今天的海盗，样子变了。sts2-ios 的仓库里不放游戏本体，README 里写着“请支持正版：先在 Steam 购买游戏”。《时之笛》的移植版，也要玩家自备 ROM。他们动的是游戏能在哪里玩、怎么玩，sts2-ios 还给手机版加了四倍速和一键重开房间。

谷歌那份备忘录里，有一节的小标题说得很老实：“个人受许可证的约束，没有公司那么多。”公司要开会、要问法务的事，一个人一个晚上就做了。

有人把海盗看成寄生在巨头身上的东西：巨头造出能力，海盗偷一点去用。我看到的正好相反。能力从塔楼里流出来以后，得有人把它接住、拆开、搬到新的地方，再写成别人也能照着做的教程，它才真正成了大家的。《时之笛》进手机，走的就是这条路。先是一个小团队花了 21 个月，把 N64 上的原版逆向、反编译出来；有了这一步，才有了 Ship of Harkinian 这个源码移植版；最后，一个人借着 AI 把它装进了手机。后一层接着前一层干，没有一层是任天堂安排的。

同人

游戏史上有不少名作，一开始都是同人。《反恐精英》最初是《半条命》的一个 Mod，第二年就由 Valve 正式发行。MOBA 这一整类游戏，则是被《魔兽争霸 3》里一张玩家自制的地图塑造出来的。这张地图叫《DotA》，2003 年由一个网名叫 Eul 的 Mod 作者做出第一版。这一类里的两款大作，都能直接追到它身上。《Dota 2》出自 Valve，Valve 在 2009 年买下了《DotA》的知识产权；《英雄联盟》出自 Riot Games，那里请去了《DotA》早年的一位维护者，他在这张地图上学到的很多东西，都放进了新游戏的根基。

以前做同人，得先会画、会写，或者会编程。喜欢的人很多，能做出来的人很少。

AI 把这道门槛拆掉了一大半。GitHub 上另一个中文项目 diablo-web，作者用 AI 做了一个致敬《暗黑破坏神 2》的网页游戏，打开浏览器就能玩，有随机地牢、技能树、套装和任务。他先用 Gemini 起步，后来改用 Claude Code，说自己“完全使用 Vibe Coding 模式，不看一行代码”。

酒馆是另一个例子。SillyTavern 是一个开源的前端，接上大模型，就能和 AI 做角色扮演、一起写故事，中文玩家叫它“酒馆”。在酒馆里，一个角色写成一张“角色卡”，一个世界的设定写成“世界书”，模型该怎么写、怎么演，写成“预设”。2025 年 3 月，LINUX DO 上有人发帖，标题是“对于喜欢玩 mod 的人来说，酒馆太好玩了”。这话说得准。角色卡就是故事的 Mod：喜欢一个角色，就能让它开口说话，陪你把故事往下写。

进门容易了，往里走还得靠手艺。写一张好卡，得琢磨模型怎么读提示词；做一个插件，得会写代码。为了一个喜欢的角色，很多人愿意去学这些。

类脑

喜欢同一样东西的人，迟早会聚到一处。中文的酒馆玩家，很多聚在一个叫类脑的地方。

类脑是一个中文 Discord 服务器，成员在里面分享角色卡、预设、世界书、插件和教程。2024 年 10 月，LINUX DO 上一篇《SillyTavern 入门指北》管它叫“我所知最大的中文角色卡与破限的社区”，说帖子里大部分资源都出自那里。破限，就是想办法绕开模型身上的限制。类脑里也有大量成人向的内容。海盗从来不是圣人。

它长得很快。2025 年 3 月，LINUX DO 上有人贴出它的邀请链接，预览上显示有 5.9 万多名成员；2026 年 2 月，另一个帖子里的预览是将近 24.4 万名。不到一年，涨到了四倍多。邀请预览里的简介写着：“致力于对人工智能知识与技术的无尽探求，踏上更为辉煌的征程。玄想阑珊处，奇点自相生。”它的入口时开时关，今年 2 月关过一阵，3 月底又能进了。

人这么多，规矩却很清楚。想下载资源，先读规则，再答一套关于规则的题，答过了才解锁。规则里有一条：“不要提及任何付费/有偿/商业化行为。”这里的角色卡，大多是作者免费放出来的。一份酒馆教程管那些把卡搬出去转卖的人叫“奸商”，提醒新人提防卖“代注册”“成品号”的商家，还劝大家用了谁的卡，就去社区里谢谢作者。

“旅程”原来是类脑的分站，专门发新卡，现在已经独立。2025 年 3 月有人贴出它的邀请链接，预览上是 2.7 万多人。

公益站

上面引的这些帖子，都在 LINUX DO 上。推荐和讨论类脑的帖子在那里很多，求邀请的也不少。那里的人互相叫“佬”，大佬的佬；2026 年 2 月那个求邀请的帖子，标题开头就是“各位佬们”。

LINUX DO 是一个基于 Discourse 的中文技术社区，口号是“真诚、友善、团结、专业，共建你我引以为荣之社区”。新人注册后是信任等级 TL0，先要进 5 个话题、读 30 篇帖子、累计读够 10 分钟，才能升到 TL1。再往上要几个星期、几个月持续参与，到 TL3 还要求最近半年没被封禁过；最高的 TL4“只能由工作人员手动晋升”。社区有自己的积分 LDC，每天登录、被人点赞、回答被采纳，都能攒一点，攒下来可以在社区的小卖部里花，也有公益站收它换接口额度。

最有意思的是公益站。这是成员自己架起来的站点，把 AI 模型的接口拿出来给别人用。放在“文档共建”分类下的一份新人指南列了六个，表格里有一栏叫“站主”，其中一个站主写的是“any 大善人”。门槛由各站自己定，有的信任等级 0 就能用，有的要信任等级 1 加邀请码，有的要先填问卷。有一个站的入站要求里写着“无法使用”。指南还特意注明，表里列的“只是一部分的公益站”。这份指南本身也是拼起来的，好几节都注明了来源，引的是别的成员写的帖子。

连教人玩酒馆的入门帖，都顺手叮嘱了一句：“别用公益站的 api 玩 r18。”公家的东西，大家心里有数。

公益站没有总部。谁愿意出接口，谁就架一个站，门槛自己定；一个站停了，别的站照样开；接口该怎么用，大家互相提醒。没有人在上面统一安排，它也没乱。

天台

最糟的情况会不会来，我说不准。假如有一天，几家公司把最好的模型都锁起来，接口说关就关，价格说涨就涨，这些地方就会是去中心化反抗的基石。

那时候用得上的，这些地方都已经有了。下载到无数硬盘里的开源权重，谁也收不回去。有人会把软件搬到别的设备上，会写让 AI 照着做的说明书；有人愿意把自己的接口分给陌生人。社区知道怎么设门槛，怎么一点点建立信任，也知道怎么防着有人把大家的东西拿去卖。这些本事是为了玩游戏、养角色学会的，换个地方一样管用。

到那时，反抗的样子大概很普通：一个周末，几个人把一个模型装到自己的机器上，写一份说明书，让下一个人也能照着做。

反抗不需要从零开始。这些地方每天都在练习。

那张图里，光点连成的网从一个堆满旧设备的天台出发，连到城里很多楼顶上，一直伸到塔楼脚下。塔楼上写着“安全”“生产力”“稳定”。天台上几个人围着笔记本电脑写代码，角落里睡着一只狗。

sts2-ios 那份写给 AI 的说明书，现在还放在 GitHub 上，许可证是 MIT，和 DeepSeek 发布 R1 时用的是同一种。谁都可以拿去，交给自己的 AI，照着走一遍。

资料来源

文中引自外文资料的引文（谷歌备忘录、英国唱片业协会的口号）为作者自译。

文中插图由 ChatGPT 生成。

]]>Sat, 10 Oct 2026 12:00:00 GMT没有什么是免费的https://elias-essays.pages.dev/zh/blog/nothing-is-free/https://elias-essays.pages.dev/zh/blog/nothing-is-free/魁北克的公共服务、补贴和竞争缺失，真正的代价是多少世纪工程

2025 年 9 月 2 日，魁北克正式给 Northvolt 画上了句号。时任经济部长 Christine Fréchette 宣布，政府停止为蒙特雷吉地区（Montérégie）规划中的电池厂提供任何公共资金（Noovo，2025 年 9 月）。省政府投进这家瑞典母公司的 2.7 亿加元，早在它三月破产时就已化为乌有。

魁北克储蓄投资集团（Caisse de dépôt et placement du Québec）替人打理的资金里，就有魁北克养老金计划的缴款；它在这里又赔进去 2 亿（Benefits and Pensions Monitor，2025 年 9 月）。没有人收到账单。没有哪个魁北克人在自己的税务评估通知书上看到过一行“Northvolt”。

这笔钱怎么来的，就怎么走了：顶着一个含糊的名字，叫“政府的钱”。这篇文章就从这里说起。

在魁北克，人们常说每天 9.65 加元的托儿所、“免费”的医疗、“北美最便宜之列”的电价、“战略性”投资。每一次，字眼背后都藏着一张账单，而且总有人在付：纳税人、排队等候的病人、储蓄被拿去投资的退休者，或者因为钱早已流向别处而始终没能诞生的企业。

这篇文章首先要的不是更小的政府，而是那张账单。一个民族如果看不见自己所买之物的价格，就谈不上选择：端上来什么，它就吃什么。

看不见的账单

2024 年，联邦、省、市三级政府在魁北克共征收了 2,378 亿加元的税费和社保缴款，相当于 GDP 的 38.6%，折合每人约 2.6 万加元，婴儿也算在内。没有哪个省的税负比这更重；在经合组织 32 个发达经济体中，魁北克排第 11 位（CFFP，2026）。

这个数字几乎没人看得见。工薪族拿到手的工资早已被扣过一轮：所得税在源头代扣，连同魁北克养老金计划（RRQ）、魁北克育儿假保险（RQAP）和就业保险的缴款一起扣掉。他从来不用亲手给政府开支票，只看着自己的“到手工资”，久而久之，就以为那就是他的薪水。

其余的，在别处一点一点付掉。在收银台，联邦和省的销售税（TPS 与 TVQ）加起来将近 15%。在加油站。在房租里，地产税早已含在其中。在雇主没给你涨的工资里，因为他已经在交工资总额税。每一笔都很小、很分散；加起来却是一笔巨款。

不过，藏得最深的代价还不是金额，而是这套制度对工作的影响。对一对有两个孩子的夫妇来说，2025 年在某些收入区间，有效边际税率高达 90.5%：多挣一块钱，家里留下的不到一毛。“税务盾牌”（bouclier fiscal）已宣布将于 2026 年取消，届时这个峰值将升至 97.5%（CFFP 要点）。

这不是向富人征税。被拿走的，是中低收入家庭多加一小时班、升一次职、打第二份工换来的几乎全部成果。他们在任何账单上都看不到这件事，只觉得累：活干得更多，日子却一点没变。

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

一位法国经济学家早在 1850 年就把这件事讲透了，比任何一份审计长报告都讲得好。在《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里，弗雷德里克·巴斯夏讲了一位市民雅克·博诺姆（Jacques Bonhomme）的故事：他的儿子打碎了一块窗玻璃。玻璃匠赚了六法郎，旁观的人这样安慰他：好歹让人有活干了。

看不见的，是博诺姆本可以换掉的那双旧鞋，因为他的六法郎都花在了玻璃上。一个世纪后，亨利·黑兹利特重讲这则寓言，点出了其中的教训：那个本该做成这笔生意的商人从不露面，围观的人也就想不起他。他自己也不会抗议，因为他根本不知道错过了什么。补贴政策的全部道理，都在这一幕里。

人们看得见宣布落户的工厂、戴着安全帽的部长、“创造的就业岗位”。看不见的，是一分钱也没拿到的企业、没有降下来的税、没有招进来的护士。收益有一张脸，还有一场新闻发布会；损失两样都没有。

2026 年 6 月 10 日，魁北克审计长审查了电池产业的 29 份档案：涉及 11 家企业，获批援助约 22 亿加元。她认为政府的做法“缺乏规划”，既没有目标，也没有时间表。其中四家企业共获批 7.6 亿，最后都申请了债权人保护（Noovo，2026 年 6 月）。

截至三月，损失估计为 3.75 亿，而且还可能扩大。三家共获批 10 亿援助的企业，项目成本翻了一倍还多。报告发布后，连时任省长本人也承认，直接向初创企业注资，未必是政府该做的事。

狮子电动（Lion Électrique）曾获得魁北克政府最高 1.77 亿的支持。2025 年 5 月，François Legault 承认省政府将在其中损失约 1.4 亿；反对党领袖指责政府把校车电动化的垄断权交给了 Lion（Noovo，2025 年 5 月）。

企业倒闭本身算不上丑闻，这是创新的正常代价，市场每天都在付。丑闻在别处：风险投资人是自己选择拿钱去冒险；纳税人却从来没人问过。

垄断的代价

当钱不再决定价格，价格并不会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货币：我们用小时、用等待、用不复存在的选择去付。

医疗在就诊那一刻是“免费”的。2025–2026 年度，急诊室里躺在担架床上的病人，在住院或被送回家之前平均要等 16 小时 46 分钟。在莱克肖尔综合医院（Lakeshore General Hospital），这个数字接近 31 小时，而且将近一半的急诊就诊者是 75 岁以上的老人（Noovo，2026 年 4 月）。

这些小时就是价格，用误工的薪水、疼痛和焦虑来支付。早在 2005 年，在恰恰涉及魁北克的 Chaoulli 案中，首席大法官 McLachlin 与 Major 法官就在判决理由里写道：“排上等候名单，不等于得到医疗”（2005 CSC 35，第 123 段）。

托儿所也是同一个逻辑。每天 9.65 加元的补贴托位很划算，前提是你抢得到。截至 2025 年 5 月 31 日，仍有 30,688 名儿童在等托位（补贴和非补贴的都算在内），而有些家庭在别处每天要付 60 加元以上（Narcity，2026 年 3 月）。

低价并没有消除稀缺，只是把稀缺变成了抽签。中签的人付 9.65 加元。没中签的人自掏腰包找托儿所（部分费用能靠税收抵免拿回来），还要用自己交的税，替邻居家的孩子付托位。

最后是魁北克酒类专卖局（SAQ）。它自称属于“约 900 万股东”，也就是全体魁北克人；算上股息和税款，它每年直接交给魁北克财政的钱超过 21 亿加元（SAQ）。可是一个既不能卖掉股份、又不能去别家买酒的股东，算不上股东，只是跑不掉的顾客。

SAQ 的股息，是一笔在柜台上交的税，收据上却没有哪一行点出它的名字。这里还有比价格更严重的问题。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区分了人们面对令人失望的服务时的两种反应：退出，即转向竞争对手；发声，即提出抱怨。

垄断取消了退出。剩下的只有发声，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发声不过是每四年投一次票。竞争给普通消费者带来的不是完美，而是一扇门。

为什么我们看不见账单

我们看不见账单，是因为一切都在把它往暗处推。这不是阴谋，而是一道斜坡，每个参与者都有理由顺着它往下走。

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在 1965 年就证明了：一小群获益巨大的人，总是比一大群各自损失一点的人更容易组织起来。一家盼着拿到 2 亿的企业会雇说客。九百万每人损失二十来块钱的纳税人，连门都懒得出。

早在 1903 年，意大利人阿米尔卡雷·普维亚尼就描述过“财政幻觉”：国家偏爱那些纳税人感觉不到的征收方式。源头扣税就是这方面的杰作。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二战期间参与设计了美国的源头扣税制度；1995 年接受《Reason》杂志访问时，他说这项制度在和平时期是“一个大错误”，并希望“现在能有办法废除它”（Reason，1995）。

剩下的，交给措辞。“魁北克投资 5 亿”“政府提供”“国家援助”：这些句子都有一个给予的主语，却没有一个付钱的主语。1983 年 10 月 14 日，撒切尔夫人在保守党大会上说得毫不含糊：“世上没有公共资金这回事，只有纳税人的钱”（Margaret Thatcher Foundation）。你可以讨厌撒切尔，但在这一点上，语法站在她那边。

“免费”是所有字眼里最管用的一个。它把一次集体购买变成了一份礼物。而礼物是不讲价的，也没人会追问它值不值那个价。

有人会反驳说，魁北克人通过各种补贴和抵免，拿回了相当一部分所交的钱。舍布鲁克大学的税务与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也指出，把各项福利算进去之后，情况就复杂了：如果把另外四个省的税收与转移支付制度套用到魁北克家庭身上，负担反而会更重。

这是事实，而这恰恰就是问题所在。一块钱以税的形式出去，再以补贴的形式回来，不会让任何人变得更富。它要经过一套行政机器：被清点、被附加条件，然后只要你多挣一点，就被收回。正是这种来回折腾，直接造成了前面提到的 90% 边际税率：国家把你的钱还给你，条件是你别太卖力干活。

被淡忘的二十世纪

对社会主义的好感首先是一个记忆问题，而二十世纪的记忆正在淡去。2022 年秋，Léger 民调公司受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委托所做的调查显示，42% 的加拿大人支持社会主义。这个比例在 18 至 24 岁人群中升到 50%，在 55 岁以上人群中降到 38%（Toronto Sun，2023 年 2 月）。

你可以怀疑委托方的立场。但在研究所着重公布的结果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定义：只有 25% 的受访者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国家控制企业；65% 的人认为它不过是更多的公共服务。

而当被问到由谁来付钱时，72% 的人支持对最富有的 1% 征收财富税，但只有 31% 支持普遍提高所得税，16% 支持提高联邦销售税（TPS）。研究的两位作者 Jason Clemens 和 Steven Globerman 由此得出自己的结论：加拿大人想要更多服务，前提是由别人、也就是富人来买单（Wealth Professional，2023 年 2 月）。这是一家亲市场智库的解读；如果它说得对，这样的社会主义不过是一张看不见的账单。

魁北克没有人要求建集体农庄。但出发点的直觉是一样的：以为价格可以靠一纸政治决定一笔勾销。二十世纪把这场实验做到了尽头。

在苏联，便宜的面包要用排队的时间来付。在中国，大跃进造成了一场饥荒，按大多数历史学家的估计，死亡人数以千万计。在柬埔寨，红色高棉废除了货币和市场，造成了至少五分之一人口的死亡。

今天的魁北克与它们差别巨大，但那是程度上的差别。在那里和在这里一样，一旦用行政命令取消价格，排队就会取而代之。在担架床上躺十六个小时，不是苏联的面包队；但两者服从同一条规律。

蒙特利尔住着一些人，他们没翻过一本经济学教科书，却懂得这一切。1979 年和 1980 年，加拿大接收了大约 6 万名东南亚难民，其中很多是越南船民，他们被一个刚刚没收了他们生意的政权赶了出来。来自波兰、罗马尼亚、古巴、中国，以及近年来自委内瑞拉的家庭，也带着同样的记忆。

这种记忆很少被请进魁北克的公共辩论。人们怀疑它夸大其词，或者觉得它“偏右”。然而，关于那道斜坡的尽头等着什么，这是魁北克手里唯一的直接经验。

梦想更多公共服务的年轻人，并不是天生天真。他们只是从来没见过账单寄到。一场诚实的辩论，应该提前把账单给他们看，而不是让他们像别人在别处那样，亲身去学这一课。

先看账单

一场成熟的民主辩论，应该从账单开始。10 月 5 日，魁北克换了政府。账单的问题却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

我不打算提出一套施政纲领。我要的东西更简单，也更难：看见价格。具体来说，可以是这样：

  • 一份税务评估通知书，用加元写明收件人交的税去了哪里，就像英国自 2014 年起向纳税人提供的年度税务摘要；
  • 一张托儿所收据，在家长付的 9.65 加元旁边，标出这个托位的真实成本；
  • 一份清单，告诉病人这次急诊花了多少公共资金；
  • 一份补贴公告，像任何招股说明书那样，写明每位纳税人的负担和亏损风险。

这些做法不会取消任何一项服务，只会取消幻觉。

有人会说，展示价格就是在为削减开支铺路。如果一项服务在人们看到它的价格之后就活不下去，那说明它本来就不值这个价。如果它值，魁北克人会在知情的情况下为它付钱，那才终于是一个真正的选择。

Northvolt 的 2.7 亿没有面孔，替它买单的人也没有。不知情的同意不算同意；一个想要团结互助的社会，首先得愿意看清这份团结让它付出了什么。

资料来源

参考著作：弗雷德里克·巴斯夏《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1850）；阿米尔卡雷·普维亚尼《财政幻觉理论》（1903）；亨利·黑兹利特《一课经济学》（1946）；曼瑟·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阿尔伯特·赫希曼《退出、发声与忠诚》（1970）。

]]>Sat, 10 Oct 2026 12:00:00 GMT法律应该惩罚不文明，还是禁止可能产生不文明的自由？https://elias-essays.pages.dev/zh/blog/punish-incivility-not-freedom/https://elias-essays.pages.dev/zh/blog/punish-incivility-not-freedom/法律应该惩罚不文明，而不是提前没收所有人的自由。一瓶大绿棒

我从东亚来，在家乡时最爱喝青岛啤酒。夏天傍晚拎一瓶大绿棒，边走边喝，看街上人来人往，没有人会觉得这有什么不妥。青岛街头那种装在塑料袋里卖的散啤，拎在手里插根吸管，更是这座城市的一道风景。

到了蒙特利尔，我很快爱上了魁北克的精酿：酸啤、IPA、司陶特，每家微酿酒馆都有自己的脾气，让人流连忘返。可当我想带几罐去公园，或者在夏夜沿着河边一边看夜景一边喝，才发现在这里，这是违法的。按蒙特利尔 P-1 号条例第 3 条，在公园里，只有户外用餐时、在市政府摆了野餐桌的那片区域，才可以喝酒。

这让我困惑。1898 年，加拿大就禁酒举行全国公投，其他省份都是赞成票居多，唯独魁北克有八成以上的人投了反对票。一个当年最坚决拒绝禁酒令的地方，今天为什么连在公园喝一罐啤酒，都得先摆出一份三明治？

禁止伤害，还是禁止自由

法律在这里有两种写法。一种针对已经发生的伤害：深夜喧哗、斗殴、乱扔酒瓶、随地小便，这些本来就各有法规管着。另一种针对一种“可能导致伤害”的自由，把它整个拿走。公共饮酒禁令属于后者：它罚的不是谁吵醒了邻居，而是手里拿着一罐酒这件事本身。

密尔在《论自由》里划过一条线（本段引文为笔者自译）：国家强制个人只有一个正当理由，那就是“防止对他人的伤害”。他恰好拿喝酒举过例子：“没有人应该仅仅因为喝醉而受罚；但士兵或警察执勤时喝醉，就应该受罚。”至于曾因酒后施暴而被定罪的人，他认为可以对其施加“只针对他本人的特别法律限制”。密尔并不否认风险，他只是坚持，限制只该落在真正制造风险的情境和人身上。

事后惩罚够吗？

反方的理由并不弱。有些伤害无法挽回：碎玻璃会扎伤孩子，酒后口角可能升级成持刀伤人，事后的罚单换不回受伤的人。事后执法也难：警察不可能每次有人喧哗都在场，“不许喝”却清楚、好执行。风险还会叠加：一个人喝一罐无伤大雅，几百人在同一个公园喝到深夜就可能失控。2021 年 5 月魁北克省解除宵禁当晚，魁北克城的维多利亚公园聚满了人，最后一名男子被刺伤、一名女子头部受伤，警察出动清场。

所以，“一切预防性限制都不正当”站不住。真正要回答的是：什么样的风险，配得上什么程度的预防。

按风险分级

我更愿意把风险分成三档。

第一档：严重、不可逆、波及无辜者，且概率不低。这里提前禁止是正当的。酒驾就是典型，没有人主张等撞死了人再罚。

第二档：中等、可逆，但会在特定时间和地点集中爆发。这里合适的工具是限定时间和地点。日本本来允许街头饮酒，东京涩谷区起初只在万圣节和跨年期间禁止在车站周边街头饮酒，直到 2024 年 10 月才扩大为全年每天晚 6 点到次日早 5 点，而且违者不罚。魁北克城在维多利亚公园出事后，也只是把公园饮酒的截止时间从晚上 11 点提前到 8 点。

第三档：轻微、可逆，主要由饮酒者自己承担，或者只是“看着不雅”。这一档只该惩罚实际发生的扰民。一个人坐在长椅上安静地喝一罐精酿，显然属于这一档，现行规则却把它当第一档对待。

罚单落在谁头上

宽泛的禁令把几乎所有人都变成潜在违法者，于是谁被罚，取决于执法者的裁量。配着法棍奶酪喝红酒的野餐者很少被打扰；蒙特利尔大学 Céline Bellot 的团队分析了多年的市政法院罚单，发现无家可归者的罚单大量集中在公共场所醉酒和闲逛这类轻微违规上。禁令还暗含一道价格门槛：付得起露台酒吧的人可以在户外举杯，拎着便利店啤酒的人不行。

另一种做法已经有人试过。多伦多 2023 年在 27 个公园试点允许个人饮酒，评估发现事先担心的扰民和垃圾问题大多没有出现，因酒精导致的急诊也没有增加。2024 年，市议会把它定为永久政策，每个选区至少开放一个公园，同时禁止在游乐场、戏水池两米内饮酒。开放是默认，限制针对具体的风险点。

回到魁北克

魁北克走了另一条路。到 1919 年，其他省份都已全面禁酒，大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立的法。魁北克的禁酒令也在那年 5 月生效，但几周前的公投已把啤酒、苹果酒和葡萄酒排除在外，真正被禁的只有烈酒。当时约九成魁北克市镇仍在本地禁止卖酒，但就全省而言，魁北克成了美国和加拿大唯一从未全面禁酒的地方。1921 年，它干脆废除禁酒，把酒类买卖交给公营的酒类委员会，以管理代替禁止。那一代人承认酗酒的危害，但没有因此没收所有人的杯子。

我不要求法律对醉汉宽容。如果我在公园里大声喧哗、摔碎酒瓶，请照章罚我。我只希望在那之前，能安静地坐在河边，打开一罐魁北克精酿，像在家乡拎着大绿棒那样，看一会儿这座城市的夜景。

法律应该惩罚不文明，而不是提前没收所有人的自由。

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论自由》（1859），第一章（伤害原则）及第四、五章。

]]>Sat, 10 Oct 2026 12:00:00 GMT真心https://elias-essays.pages.dev/zh/blog/the-empty-shell/https://elias-essays.pages.dev/zh/blog/the-empty-shell/诚实只是不骗人，真心是把自己押上去。牛来

2026 年夏天，一部叫《牛来》的国产动画电影上了院线。没有宣发，没有预告片。上映十天，票房一共七千七百多块，全国只有两百多人看过。

它确实粗糙得惊人。建模生硬，动作僵硬，开场一只云雀在天上盘旋了五分钟。导演信雨萌三十四岁，学景观设计出身，没受过任何动画训练；他用的软件本来是画园林图纸的，根本不是做动画的工具。

整部片子几乎只有两个人做：他和他的母亲孙丽芳。五年里，儿子建模、做动画、剪辑、配音；母亲写剧本，给所有女性角色配音，还从零开始自学作曲，写出了全片的配乐和片尾曲。出品公司的前身是一家装修公司。发行方是熟人，看完成片劝他别上院线，他说：好不容易做出来了。

故事很简单。一头刚出生的小牛站不起来，折腾累了，睡着了，做了一个梦。梦里狼群来了，母亲为了把狼引开，牺牲了自己；后来小牛长大，也为了牛群献出了自己。然后他醒了，站了起来，一步一步走向牛群。

父母一开始觉得儿子疯了。后来他们对他说的，是很多中国父母都说过的话：能做多少做多少吧。

我是听着片尾那首歌，想到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圆舞曲的。那是母亲写、母亲唱的歌，带着俄罗斯民谣的调子；她那一代中国人，很多是听着苏联歌曲长大的。圆舞曲是舞会音乐，华丽、旋转，可旋律底下一直压着一层东西，像笑着的人眼睛里藏着别的。那首歌也是这样。

这部电影的制作一塌糊涂。但一个母亲陪着儿子，用五年去完成一个所有人都觉得可笑的梦，这件事是真的。电影里的母亲为牛群去死，电影外的母亲为儿子写歌。两个都是真的。

我要写的就是这个东西。我暂且叫它“真心”。

什么是真心

真心不是诚实。一个人可以一句假话都不说，却对什么都不在乎。诚实只是不骗人，真心是把自己押上去。

母亲爱孩子，是真心最纯粹的样子。它没有观众：没有人看着的时候，她也一样爱。它不计回报：她爱孩子，不是因为孩子将来会报答她。它也不需要理由：问一个母亲为什么爱自己的孩子，她答不上来，也用不着答。真心总是指向一个不需要再被论证的东西。

在人类历史上，提供这种东西的是宗教。宗教给人一个绝对的、比自己更大更真的东西，值得把整个人交出去。所以那些打着宗教旗号起事的义军，十字军也好，太平天国也好，里面很多人是真心的。他们要的不只是一口饭，而是一个真的世界。

有人会说：狂热分子也很真心。不对。真心的人对自己诚实，所以会怀疑，会痛苦，会在深夜问自己是不是错了。狂热的人已经不再怀疑，他把思考交给了一句口号，不再面对自己。狂热不是真心太多，而是另一种不真。

一套没有根的道德

今天的社会不缺道德词汇。平等、包容、多元、进步、权利，比任何时代都多。可这些词底下是空的。

麦金太尔在《追寻美德》开头设想过一个场景：一场灾难毁了科学，后人只捡到残缺的公式和术语，照样念、照样用，却不知道它们原本属于什么。他说，现代人的道德语言就是这样。我们还在说“善”“义务”“尊严”，可这些词原来所依托的那个世界，那个回答“人为什么活着、人应当成为什么”的世界，已经没有了。

美国哲学家特鲁布拉德把这叫作“切花文明”：花剪下来插在瓶子里，还能开一阵，但已经没有根了。汤姆·霍兰在《统治》里讲得更直接：现代世俗价值里最好的那些东西，本来是从基督教里长出来的，只是后来根被剪掉了。

词还在，根没了，剩下的只有两样东西：表态和交易。说对的话，换来安全和认可；一切都可以协商，没有什么不能拿出来换。人遵守这套道德，不是因为相信，而是因为怕被排斥。

哈维尔在《无权者的力量》里写过一个蔬菜店老板：他在橱窗里挂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却从没想过这句话说的是什么；路过的人也根本不看。标语只是一个表忠心的记号：信不信无所谓，照着做就行，于是人人都挂。整个体制就靠这种集体的不真维持。今天没有人逼我们挂标语，我们自己挂。标语换了内容，橱窗还是那个橱窗。

更根本的是，世俗进步道德里的一切都要论证，也都可以推翻重来，今天正确的，明天就不正确了。它管这叫开放。其实这意味着，这套道德里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无条件地去爱。母亲爱孩子不需要论证；一套什么都要论证的道德，不可能让人那样去爱，也就不可能让人有真心。

普世与特殊

什么样的共同体能托住真心？我的标准是：它建立在一个普世的信念上，任何人只要真心相信，就可以完全加入。

法兰西共和国说：你是公民。它不问你的祖先是谁、你生在哪里，只问你是否接受共和国的原则。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专门写了一章“公民宗教”，法国人也真的为它建了圣殿，先贤祠的门楣上刻着“伟人们，祖国感谢你们”。勒南说，民族是“每天的公民投票”：它靠的是每一天的认同，不是血统。

美国是另一个。切斯特顿说，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建立在信条之上的国家，它有“一座教会的灵魂”。“人人生而平等”是一句信条，相信它，你就是美国人。美国例外主义说到底就是这个：一个国家相信自己背负着一个属于全人类的使命。

这两样东西都是世俗的，但保留了宗教的骨架：一个绝对的信念，一个向所有人发出的召唤，一样值得为之去死的东西。所以它们能要求人的真心。

与之相对的是特殊的身份：语言、族裔、历史、“我们”。特殊的身份不要求你相信什么，只要求你属于。而属于不需要真心，它是继承来的。

普世的信念常被指责为傲慢、为狂热，指责它打着全人类的旗号去打仗。可一个信念再危险，也还是信念；一个空壳再安全，也只是空壳。病得更重的，是后者。

魁北克：只剩下容器

我住在魁北克。按这个标准，魁北克是我见过最典型的空壳子。

它不是一直空的。寂静革命之前，魁北克是北美最天主教的社会，法语和信仰绑在一起，二十世纪初流行一个说法：语言是信仰的守护者。这话出自民族主义政治家亨利·布拉萨（Henri Bourassa）：1910 年，他在蒙特利尔圣母大教堂的演讲里阐述了这个意思，1918 年又直接拿它做了一场演讲的题目。人们守护法语，是因为法语里装着信仰，装着一整套关于人为什么活着的理解。

“天主教”（catholique）这个词的原意，就是“普世的”。寂静革命前的魁北克，是普世教会里的一个特殊民族：特殊的一半是语言和历史，普世的一半是信仰。

寂静革命扔掉了普世的那一半，留下了特殊的那一半。教堂空了，被改成公寓、图书馆、演出场地。语言留了下来，被守护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用力。但它从容器变成了目的：人们拼命守着这个瓶子，瓶子里的东西早就倒掉了。

魁北克社会学家费尔南·杜蒙（Fernand Dumont）一生都在问：一个社会把共同的信仰拿走以后，还靠什么维系“我们”？魁北克到今天也没有回答。

魁北克会说，我们有世俗主义。2019 年的 21 号法案把国家的世俗性写进了法律。可这部法律说的全是“不要什么”：不要宗教符号出现在某些公职上，不要旧日的教会回来。靠“不要什么”立起来的东西是防御，不是信念。它告诉你魁北克不是什么，说不出魁北克是什么。

魁北克还会说，我们有公民民族主义：法语是一扇向所有人敞开的门，学会法语、参与公共生活，你就是魁北克人。可一扇门通向哪里，要看门后面有什么。共和国说“你是公民”，门后面是一整套关于人的主张。魁北克说“你会说法语”，门后面是什么？还是法语。

魁北克的知识分子一直骂加拿大的多元主义是空洞的相对主义，什么都包容，所以什么都不是。这句话原封不动，可以还给他们自己。

加拿大，以及别处

魁北克是空壳，加拿大的多元主义更空。魁北克至少还在死守一样东西；加拿大连这个都放弃了，还把放弃当成了美德。

2015 年，贾斯汀·特鲁多对《纽约时报杂志》说，加拿大没有核心身份，没有主流，加拿大人共享的是开放、尊重、同情这样的价值，所以加拿大是第一个“后民族国家”。他是骄傲地说的。开放、尊重、同情，这些词不是错的，是空的：它们不要求任何人把自己交出去。一个什么都包容的共同体，最后什么都不要求，也就什么都不是。

加拿大的保守传统也一样，长期靠“我们不是美国”来定义自己。哲学家乔治·格兰特 1965 年写《为一个民族哀歌》，哀悼的就是这个传统的瓦解。一个靠“不是什么”立起来的国家，和魁北克的世俗主义一样，只有防御，没有召唤。

一个共同体里没有共同相信的东西，剩下的就只有利益。联邦成了渥太华和各省之间的讨价还价，西部成了被开采的资源地。移民本该是“欢迎一个人加入我们共同的生活”，在加拿大却成了补充劳动力的手段：本地精英要压低用工成本，就向全世界开门。

数字摆在那里。2021 年人口普查时，加拿大的非永久居民（临时外劳、国际学生、难民申请者等）不到一百万，占人口 2.5%；到 2024 年秋天，统计局的估计超过三百万，占人口 7% 以上。临时外劳项目里专门给低薪岗位的那一类，2019 年批了约 2.8 万个岗位，2023 年批了约 8.4 万个，翻了三倍，排在前面的是厨师、收银员这样的岗位。连移民部长米勒都承认，加拿大雇主已经对临时外劳“上瘾”了。2024 年 10 月，特鲁多自己说“没有把握好平衡”，把 2025 年的永久居民目标从 50 万砍到 39.5 万，并要把临时居民压回人口的 5%。

一个国家接纳一个人，是邀请他成为什么，还是只需要他干什么？加拿大的答案是后者。

美国和法国至少有过东西，但它们也在失去它。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正在从“相信即可加入”的信条，退回到出身和血统，往魁北克的方向走。法国也一样：当共和国的普世理想只剩下行政上的世俗规定，它离空壳也就不远了。

笑声

《牛来》上映之后发生的事，比电影本身更能说明问题。

它火了，到九月中旬，票房冲到了六千三百多万，可它是作为笑话火的。观众进电影院不是为了看，是为了去“打卡”：跟着银幕上的小牛喊“妈妈”，举着手机拍视频。片名被读成“牛市来”，股民专门买票去沾喜气。从奶茶、牛奶到酱料，品牌争着照它的样子，拍故意做糙的广告短片。谣言一个接一个，说它洗钱，说它骗补贴，还有人用 AI 伪造采访和片段。传到海外，旧金山有人拿网上流传的盗录版卖票放映。还有人发了一种以它命名的加密货币。

一个母亲和一个儿子五年的真心，到了这个世界手里，变成了三样东西：梗、流量、生意。

大多数笑的人并没有恶意。问题恰恰在这里。一个空心的社会，接住真心的方式只有反讽。它不知道真心该放在哪里，于是笑；笑完了，就拿去卖。反讽是空壳子的母语。

当然也有人被打动了，说这是今年最真诚的一部电影。可这句话，往往也得先跟着笑一轮才说得出口。在今天，一个人要承认自己被真心打动，得先证明自己也觉得它可笑，不然就显得太天真。

留下来的东西

肖斯塔科维奇这一生，几乎都活在一个要求他表演的体制里。1936 年，《真理报》一篇社论把他的歌剧批成“混乱代替音乐”；1948 年，他又被点名批判。他检讨，表态，念别人替他写好的稿子。该说的话，他都说了。

但他的音乐没有说谎。第二圆舞曲表面上是轻快的舞会，底下是说不出口的哀伤。他把真心藏在了体制看不懂、或者假装看不懂的地方。

真心改变不了体制。肖斯塔科维奇没有改变苏联，《牛来》也改变不了谁。但体制会过去，口号会换，正确的词会过时，一个笑话会被下一个笑话取代。一段在华丽底下藏着哀伤的旋律，一首母亲为儿子写的歌，会留下来。

《牛来》的最后，那头小牛从梦里醒来，站了起来，自己走向牛群。

这就是我们能做的：在一个空壳子里，自己先不做空壳子。

资料来源

]]>Sat, 10 Oct 2026 12:00:00 GMT当国家开起文具店https://elias-essays.pages.dev/zh/blog/the-stationer-state/https://elias-essays.pages.dev/zh/blog/the-stationer-state/学习用品、供应管理，以及市中心街区看不见的账单一百二十七加元

每年七月，魁北克退休金管理局（Retraite Québec）都会给家长发一笔学习用品补贴：2026–2027 学年，每个 4 到 16 岁的孩子 127 加元，不设收入门槛（Narcity，2026 年 7 月）。家长想怎么花都行：买个新书包，买孩子喜欢的那种铅笔，或者买便宜的练习本，剩下的拿去买菜。

2026 年 8 月 26 日，魁北克团结党（Québec solidaire，简称 QS）提议取消这张支票，改由政府采购中心（Centre d’acquisitions gouvernementales，简称 CAG）统一批量采购学习用品，再由国家分发给所有家长，不论收入高低。该党发言人 Ruba Ghazal 估计，每个孩子每年能省 60 加元，开学季还能替家长省下时间（Noovo，2026 年 8 月）。

她也承认，这项措施同样会补贴那些并不需要帮助的富裕家庭，但坚持要避免孩子在学校里受到任何歧视。这个理由很说明问题：为了让谁都不显得特殊，所有人都领同一个盒子。

两年前，也就是 2024 年 8 月，同一个党要求的恰恰相反：把这张支票翻倍，从 121 加元提高到 242 加元，预计花费 1.4 亿加元。Ruba Ghazal 当时说，装满文具的书包不是奢侈品（Noovo，2024 年 8 月）。短短两年，发给家长的现金就从必需品变成了需要纠正的问题。

这次转向不是竞选中的小插曲，它暴露了一种信念：国家比家长更清楚孩子的书包里该装什么。供应管理制度靠的是同一种信念，对破产的恐惧也是；而投票支持这种信念的街区，看不见自己的舒适是别人在付账。

国家发的铅笔

一张支票的价值，永远不低于等额的一包实物。这是经济学里最简单的结论之一：拿着 127 加元，家长可以买到和国家一模一样的东西，也可以根据自己对孩子的了解买得更好。而一包实物，只能是某个公务员为一个并不存在的“平均孩子”准备的东西。

而且，学习用品清单每所学校都不一样，每个班也不一样，不少清单还会要求把去年还能用的文具接着用。于是统一采购方只能二选一：要么把清单统一起来，把这个选择权从老师手里拿走；要么去处理成千上万份不同的清单，批量采购的优势也就没了。无论哪种，都会有一部分练习本最后躺在柜子底下。

接下来还要仓储、运输、分发。据 QS 自己 2024 年的统计，这项补贴覆盖 165 万名儿童。按现在的补贴标准，每年大约有 2.1 亿加元要经过同一个窗口，而不是花在成百上千家每年八月都在互相竞争的文具店、药妆店和一元店里。

这个窗口是有前科的。2024 年 11 月，魁北克审计长发现，CAG 规划好的集中采购，不少根本没能办成；进度一拖再拖，它只好绕过招标直接签约，免得服务断档。至于它报出的 4.079 亿加元节省，审计长认为算法“有时值得商榷”（Noovo，2024 年 11 月）。

而 QS 要把全魁北克的开学季交给的，就是这个机构。截止日期是定死的，没有任何容错空间。延误不再意味着续签一份合同，而意味着孩子开学第一天没有练习本。在这种条件下会签出什么样的合同，可想而知。

我不是在指控谁腐败，只是在指出一种结构。当唯一的买家每年分配数亿加元的合同时，供应商要讨好的就不再是家长，而是少数几个决策者。魁北克对这出戏并不陌生：Charbonneau 调查委员会记录了公共工程合同中的串通行为；2025 年 12 月的 Gallant 报告则认定，魁北克汽车保险公司（SAAQ）的管理层多年来隐瞒了 SAAQclic 系统的成本暴涨，如今估计至少达到 11 亿加元（Noovo，2025 年 12 月）。

市场并不高尚。它只是更难被收买，因为购买力分散在千百万人手里。把采购集中起来，就是给自己立一个靶子。

在杂货店结账的美德

在大学的研讨课上，加拿大的供应管理制度（gestion de l’offre）几乎无可挑剔。它保护家庭农场不被美国巨头吞掉，稳定物价，让乡间保持生机。上完课，人们确信自己站在了弱者一边。可课堂上很少有人问那个最简单的问题：谁在付钱？

机制并不复杂。配额限制牛奶、鸡蛋和禽肉的产量；超出少量进口配额的部分，征收惩罚性的关税。于是加拿大的价格始终高于市场价格。差价不会凭空消失，最后都在收银台结了账。

第一个付钱的是消费者，尤其是最穷的消费者。2026 年 6 月，倾向市场的蒙特利尔经济研究所（IEDM）估算，供应管理每年让每个人多花 224 加元：占最穷家庭收入的 1.25%，而最富家庭只占 0.33%。它援引了 2015 年发表在《加拿大公共政策》（Canadian Public Policy）上的一项研究：收入越低，这笔开销在家庭预算里占的份额就越大。按 IEDM 的计算，这项政策让 41,279 个加拿大家庭停留在低收入线以下（IEDM，2026）。

第二个付钱的是年轻农民。在魁北克，每天生产一公斤乳脂的配额，自 2015 年起价格上限就是 2.4 万加元（UPA Montérégie）。也就是说，100 公斤的配额要 240 万加元，这还没算一头牛的钱。供应管理保护的不是“农民”，而是已经在圈里的人，防的是想进来的人。

第三个付钱的，是其余所有行业。2025 年 6 月，加拿大议会通过了魁人党（Bloc québécois）提出的 C-202 法案，禁止在贸易谈判中就这些关税做出任何让步（加拿大议会）。偏偏就在加拿大与美国重新谈判的当口，C.D. Howe 研究所指出，这部法律绑住了谈判代表的手脚（C.D. Howe，2025 年 7 月）。铝业、木材、汽车业，如今都得绑着一只手去谈判。

这不是团结互助，而是一笔由国家担保的私人租金，其中一部分是去买牛奶的单亲妈妈付的。研讨课看得见它保护的农民，却看不见在收银台付钱的那个人。

一个没有破产的世界

那盒铅笔背后，是一种什么都不会失败的世界观：没有文具店倒闭，没有农场消失，没有公共投资打水漂，也没有哪场衰退会打断承诺。那是一个舒适的世界，但不是我们生活的世界。

在市场经济里，失败是一种信息。卖易断铅笔的文具店，顾客会跑到对面那家去，钱也就流向了用得更好的地方。约瑟夫·熊彼特把这叫作“创造性破坏”：服务得不好的人退场，是服务得更好的人出现的代价。

通过招标选出的独家供应商就没有这个烦恼。它的铅笔断了也无妨，合同照样拿到下一轮招标，孩子照样用着断掉的铅笔。不满意的家长，对面已经没有别的店了，只剩一张投诉表。

投资也遵循同样的规律。风险投资人知道，大多数赌注都会失败，靠一个成功来覆盖其他所有亏损。可国家不能承认自己是在下注。每个项目都被说成稳操胜券，直到有一天破产照样发生，而没有人为此负责。否认失败，并不能阻止失败，只会让失败什么也教不会我们。

还有周期。普惠性的承诺总是在经济增长时许下，在衰退时付账。2025 年秋，魁北克已经预计 2025–2026 年度赤字达 124 亿加元，相当于 GDP 的 1.9%（CFFP，2025 年 12 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竞选中一个又一个普惠性新项目轮番登场。一个家庭这样过日子，会被说成不知轻重；一个政党这样做，却自称慷慨。

最后，任何东西都有成本。这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算术。每一本免费发放的练习本，都有人生产、运输、仓储，也都有人付了钱。拒绝算这笔账不是慈悲，而是一种奢侈：只有从来不用亲自收账单的人，才消受得起。

市中心街区看不见的账单

10 月 5 日的选举中，QS 赢得了九个选区，大多在蒙特利尔。在那里，它的主张显得理所当然，因为人们生活在各种公共服务之中，却从来看不到是谁在付钱。人们步行、骑车、坐地铁出行，地铁在他们眼里就像自来水一样自然。

可它并不自然。大蒙特利尔地区的公共交通，由乘客、市政府，以及整个地区的开车人共同出钱，开车人交的是燃油税和牌照税。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蒙特利尔都市共同体（CMM）范围内每辆私家车的牌照税从 59 加元涨到 150 加元，用来填补 5.61 亿公交赤字中的 3.61 亿（Noovo，2024 年 5 月）。

交这笔税的，往往是住在外围行政区、拉瓦尔或南岸的人，他们开车，是因为家附近根本没有地铁。他们出钱维持的，是市中心那些没有车的人每天搭的线路。当时的市议会反对派、Ensemble Montréal 领袖 Aref Salem 说，这次“大幅加税，惩罚的是在公共交通上别无选择的开车人”（Noovo，2024 年 5 月）。

QS 对这次加税的反应，很耐人寻味。该党议员 Alexandre Leduc 用交通部长的名字把它称为“吉尔博税”（taxe Guilbault），主张由省政府多出钱（Noovo，2024 年 5 月）。换句话说：不让拉瓦尔的开车人付，而是让全魁北克的纳税人付。而在同一篇报道里，部长吉尔博的说法是：“全魁北克各地区，不能每次都替大蒙特利尔的公共交通填补五亿加元的赤字。”

艺术领域也是同样的逻辑。2025 年 3 月的预算之后，魁北克艺术与文学理事会（CALQ）连续三年每年有 2 亿加元的项目经费；魁北克文化企业发展公司（SODEC）2025–2026 年度的项目经费超过 1.25 亿（魁北克 2025–2026 年度预算计划）。此外还有加拿大艺术理事会和蒙特利尔艺术理事会的拨款。

我不是说艺术家生活奢华。大多数艺术家收入微薄，2025 年他们还为此上过街。我的意思是：评审委员会的判断取代了观众的判断。一部没什么人想看的作品可以拿到资助，一部很多人想看的作品却得先说服一个委员会。这不是罪过，但它是一种特权，而为这种特权付钱的，有一部分是一辈子都不会踏进这些剧场的人。

公立托儿所、免费教育、医疗、家庭补贴，也都是如此。这些福利之所以维持得住，并不是因为市中心街区创造了它们，而是因为整个经济体，它的矿山、森林、工厂、卡车司机和写字楼，创造了足够多的剩余，多到可以不怎么细想就拿出来分配。久而久之，人们就把转移支付当成了天经地义的权利。

用别人的钱慷慨

回到那盒铅笔。QS 的承诺荒唐，不是因为它慷慨，而是因为它把慷慨和控制混为一谈。一张支票对家长说的是：这是给你的帮助，孩子需要什么，你比我们清楚。一个盒子对家长说的却是：你能拿到的就是这些。

供应管理、那盒铅笔、市中心街区享受的各种服务，有一个共同点：受益的人看得见，付钱的人却看不见。付钱的是杂货店里的单亲妈妈，是本来会做出不同选择的家长，是拉瓦尔的开车人，是里穆斯基（Rimouski）的纳税人。

2024 年，QS 要把支票翻倍；2026 年，它又要用一包实物取代支票。两个提议之间，只有一件事始终没变：哪个提议都没有先问一句，谁来付钱。

一个想为所有人执政的政党，应该先数一数谁在付钱。真正的慷慨，花的是自己的钱。用别人的钱来慷慨，另有一个名字：权力。

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Ryan Cardwell 等，《Milked and Feathered: The Regressive Welfare Effects of Canada’s Supply Management Regime》，Canadian Public Policy 第 41 卷第 1 期，2015；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魁北克建筑业公共合同授予与管理调查委员会（Charbonneau 委员会）最终报告，2015；弗雷德里克·巴斯夏《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1850）。文中引用的法语原话均为作者自译。

想反驳的话，弹药我替你备好了：

  • 开车的人也没少占便宜：堵车和尾气的账，可从来没人寄到他们家。
  • 法语市场就这么大，没有补贴，很多作品根本活不下来。这叫市场失灵，不叫特权。
  • 供应管理不花财政一分钱，农村稳当，物价也稳当，美国农民羡慕还来不及。
  • 统一采购有批量折扣；直接发支票，谁知道那 127 加元最后买的是铅笔还是啤酒。
]]>Sat, 10 Oct 2026 12:00:00 GMT我相信什么？https://elias-essays.pages.dev/zh/blog/what-i-believe/https://elias-essays.pages.dev/zh/blog/what-i-believe/我相信人类拥有巨大的创造力，但人终究不是神。前段时间在 X 上刷到一个叫 12 Axes 的政治测试，好奇点进去做了一遍。

测出来的结果很有意思：在经济和科技维度上，我几乎跑到了最边沿的象限——超过 90% 的私有制倾向，80% 以上的自由市场、自由贸易与个人自由指数，科技加速得分更是高达 92.5%；但转到社会与伦理维度，我又落在一个偏向传统主义的坐标上（传统道德占了三分之二），而在宗教轴线上，世俗与信仰的比例几乎精准地各占一半。

在今天高度极化的政治语境里，算法大概很难给这个结果贴上一个现成的阵营标签。新自由主义者会嫌我对道德和传统的坚持过于保守，老派保守主义者看不惯我对全球自由贸易和新技术的激进态度，而坚定的世俗进步派大概更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每天写代码做产品、推崇市场竞争的人，会对宗教抱有如此深沉的敬畏。

但对我而言，这十二个维度不是拼凑出来的矛盾，它们指向的是同一套连贯的生活哲学：我相信人类拥有巨大的创造力，但人终究不是神。

权力的边界与垄断的代价

前段时间，我在魁北克处理一家公司的登记信息更正。一个并不复杂的信息修改，政府系统却要求打印纸质表格、去邮局寄挂号信，然后再花几周时间反复确认对方到底有没有收到。挂号信的追踪记录明明显示已经签收，办事处电话里的回答却依然是查无此档。

纠错的所有时间、精力和成本，全部落在了普通申请人头上。

我并不否认公共部门有它正当的职能。司法、产权、契约执行与公共安全，这些是文明社会得以运转的底线。但行政权力有一个私人企业永远不具备的特质：强制性与排他性。如果一家快递公司或软件供应商的服务糟糕透顶，我第二天就可以换掉它；但如果一个政府部门程序僵化、把繁文缛节当成了自身存在的目的，我没有任何替代选项。

马克斯·韦伯以垄断合法暴力的使用权来界定国家。正因为国家握有这种垄断，它的权力才比任何机构都更需要被关进笼子里。

现实里的大多数管制，出发点听起来都无可挑剔——保护就业、维护公平、降低市场风险。但善意从来无法担保结果。每一道新的审批，都在无形中提高普通人做事的门槛；每一项行政特许，都在替某些群体消灭潜在的竞争者。最值得警惕的，是官僚系统自发膨胀的惯性：某项干预失败了，往往不被视为权力过界的证据，反倒成了成立新部门、出台更多条例来“治理前一个问题”的借口。

政府应当守好自己的边界。少管闲事，把真正该做的那几件事做好。

财富来自试错，而不是特权

我推崇市场经济，不是因为商人们天然品德高尚，而是因为人类社会太复杂了，没有任何中央委员会能聪明到掌握运转全部经济所需要的信息，这正是哈耶克揭示的知识问题。

一家企业该招多少员工、一件商品值多少钱、一项新技术值不值得投入，这些判断需要无数人在价格、利润和亏损的信号里不断试错。价格机制最大的功劳，是把分散在千百万人脑海里的直觉汇聚起来，并让那些盲目的决策自己承担代价。

但保护市场，绝不等于袒护既得利益。

一家企业凭更过硬的技术、更低廉的成本在竞争中胜出，值得所有人尊重；相反，如果它靠游说政客排挤对手，靠政府补贴维系低效的业务，那无论它名义上多么私营，骨子里都是权贵分赃。

货币与贸易也是同一个逻辑。一个人手里的积蓄，关系到他一生的劳动果实，不该任由单一央行在密室里随意稀释贬值。私营货币、加密资产与现有支付系统之间的竞争，理应拥有合法存在的空间。

关税与贸易保护同样如此。政客们总喜欢用“保护本土产业”来做包装，但关税的账单最终是全社会的消费者和下游企业在买单。强迫所有人长期忍受质次价高的商品，不可能凭空让一个落后产业变得有竞争力。一个国家的繁荣，归根结底取决于它能创造多少价值，而不是政客们筑起了多高的关税壁垒。

民主是权力制衡，不是赢家通吃

在魁北克观察选举时，最触动我的一点，是这里的选票分布与议席结果常常极度脱节。一个拿下数十万张选票、拥有广泛民意基础的政党，可能在议会里连一个席位都分不到；而另一个勉强拿到四成普选票的执政党，却能坐拥议会绝对多数。

这并不健康。制度如果扭曲了选民真实的政治表达，哪怕我支持的政党恰好在短期内受益，它依然是不公允的。

赢得选举不代表拿到了为所欲为的空白支票。独立的法官、敢于追问的新闻媒体、反对党的质询权，以及地方自治，并不是阻碍行政效率的绊脚石，而是防止多数人暴政的刹车片。

我也支持权力尽可能向地方下沉。生活在蒙特利尔或魁北克城的人，往往比渥太华的联邦官僚更清楚自己街区的问题。如果魁北克人未来通过清晰、透明的民主程序决定自己的政治前途，这种意愿应当受到尊重。但同样的原则不能只对自己有利时才拿出来用：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原住民族（First Nations），在涉及他们土地与未来的重大事务上，同样必须拥有实质性的自决发言权。

民主最考验人的地方，从来不是在自己得势时欢呼，而是在原则可能限制自身利益时，依然选择遵守底线。

共同体的生机在吸引，不在筑墙

在英语占据压倒性优势的北美，法语社会的文化焦虑不是虚构出来的。

住在蒙特利尔，我能切身体会到魁北克保护自身语言与传统的紧迫感。移民来到一个新的国度，主动学习当地的语言、理解制度规范、承担起社区的责任，这是融入一个社会应有的诚意。

但维护一种文化的方式至关重要。一个繁荣的法语社会，应当靠优秀的电影、有竞争力的企业、开放的大学去吸引人们讲法语，而不是靠越来越严苛的行政法案，去剥夺年轻人接受英语高等教育的选择权。靠不断削减他人的选择来维系自身的存在，换来的往往只是虚幻的安全感。

一个成熟的公民，完全可以在讲一口流利法语、遵守魁北克法律的同时，保留对自己母语的记忆与家庭传统。一个有生命力的共同体，靠的是共同承担的责任与对未来的期许，而不是血统审查或思想上的步调一致。

凡人不可僭越：道德的敬畏与权力的天花板

在很多同龄人倒向彻底的虚无主义或消费主义时，我这几年反而对天主教传统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这并不意味着我想把某种宗教教条强加给任何人，我对其他信仰同样抱有坦诚的尊重与包容。但我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人类不能只有计算，还需要敬畏；人世间不能只有权力和效率，还必须有超越世俗政权的道德天花板。

整部人类文明史最惨痛的教训，莫过于人类总在妄想凭着有限的理性去扮演上帝。

从古老的巴贝耳塔开始，人只要一心想着“塔顶摩天，好给我们作记念”（创11:4），想要在尘世间建立全知全能的完美秩序，其结局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血流成河的人间地狱。荷尔德林在《许佩里翁》里有过同样的警告：想把国家变成天堂的人，最后把它变成了地狱。二十世纪那些以“科学社会主义”或“人间乌托邦”为名义的乌托邦狂热，哪一个不是始于对人性的完美设计，最终止于秘密警察与集中营？

人是有限的受造物，带着与生俱来的盲点与弱点。承认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承认任何尘世权力都有其无法逾越的边界。

《圣经·训道篇》里有一句极其冷静的话：“天主在天上，你在地下，为此你说话应当简单”（训5:1）。《米该亚》也提醒人当守的本分：“履行正义，爱好慈善，虚心与你的天主来往”（米6:8）。在世俗政治里，这恰恰是防范极权最坚固的防线：不能让任何领袖、政党或国家机器抢占天主的位置。凡人不可僭越，人间没有全知全能的救世主；一旦我们允许国家把手伸进人的良知与灵魂，极权便已经敲响了大门。

这种对道德力量的敬畏，也定义了我看待具体社会议题的底线。

在堕胎问题上，我清楚自己的保守立场与很多人推崇的绝对身体自主权存在冲突。但正因为生命是神圣的、并非权力的附庸，我无法把尚未出生的胎儿仅仅看作一块可以随意处置的组织。法律应当对堕胎设立严格的限制——当然，在强奸、乱伦以及母亲生命面临直接威胁这些令人心碎的极端境遇下，必须保留明确的例外。这是一个沉重的伦理抉择，我们必须诚实面对这种道德上的张力，而不是假装生命的代价不存在。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拥枪权。公共安全至关重要，但防范犯罪不能建立在将所有守法公民预先假定为潜在罪犯的基础之上。拥有武器是自由人对自身防卫权利的行使，伴随的是严肃的成年人责任。一个自由社会的根基，是相信守法公民的自律，而不是把所有人都缴械、圈养成需要国家终身监护的巨婴。

力量是防卫的铠甲，不是扩张的迷药

外交与防务上，我认同武装中立的哲学。

一个国家必须拥有可信的武装力量来保卫自己的领土与国民安全。缺乏防卫能力的和平主义只是任人宰割的幻想；面对赤裸裸的侵略与专制暴行，国际社会向反抗者提供武器与经济援助不仅正当，而且必要。

但军队是盾牌，不是政客用来做宏大帝国梦的筹码。一个国家应当尽一切可能避免卷入与自身生存无关的域外冲突，不能为了虚无缥缈的地缘野心，把年轻人的生命和纳税人的血汗扔进既无法解释目的、又无法预估代价的战争泥潭。

主权的尊严，在于能够自主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是成为任何霸权体系的附庸。

科技解放个体，而不是奴役凡人

如果说我的观念里有什么显得格外激进，那就是我对技术的乐观主义。

我自己平时就在用人工智能写代码、做产品。在过去，开发一款成型的软件需要拉起一个拥有产品经理、前端、后端和测试的完整团队；而今天，一个坐在蒙特利尔书房里的独立开发者，凭借 AI 的杠杆，就能独立完成以前一个小型创业公司的产出。

这是对权力和组织门槛的彻底解构。技术正在把过去被大公司、学历背景和巨额资本垄断的创造力，重新交还到一个个普通人手中。

颠覆性的技术当然会带来阵痛，它会淘汰旧岗位，甚至可能加剧信息的不平等。但面对这种冲击，正确的姿态是用具体的法治和制度去划定行为红线，而不是出于对未知的恐惧去叫停齿轮的转动。

在环境与能源问题上，我尤其反感那种要求人类勒紧裤腰带、退回物质匮乏的“去增长”环保叙事。鲸油灯被淘汰，不是因为有法律禁止点灯，而是因为更便宜的煤油取代了它，后来电灯又取代了煤油。更充沛的核能、更先进的材料、更高的算力效率，才是解决资源约束与气候问题的唯一答案。

技术的真正使命，是扩大人的物质丰饶与选择自由，而不是让人在匮乏中相互猜忌。

结语

回头看 12 Axes 的那张测试图谱，我其实很释怀于它给出的“不合群”。

在这个非黑即白的时代，人们太习惯于在预设的阵营里站队：谈论市场和技术的人往往蔑视传统与信仰，而珍视家庭与道德的人又常常对自由和进步心存恐惧。

但这两者从来不必水火不容。

我希望政府保持敬畏与节制，把手从市场和个人的私人生活里拿开；我重视传统的道德锚点与对神圣者的敬畏，因为深知失去底线的理性只会把人引向狂妄与毁灭；我也拥抱技术的加速，因为我相信它能赋予普通人更多改变命运的工具。

一个健康的社会，既不需要国家替所有人安排好整齐划一的人生模板，更不能任由任何凡间的权力尝试建立所谓的“地上天国”。它只需要守住公正的法律，划清权力的红线，然后退后一步——把生活、信仰与未来的创造权，完完整整地还给每一个谦卑而自由的人。

注：文中所引经文均出自思高本圣经。

]]>Sat, 10 Oct 2026 12:00:00 GMT每个选区都有代表，为什么议会仍然失真？https://elias-essays.pages.dev/zh/blog/quebec-election-2026-representation/https://elias-essays.pages.dev/zh/blog/quebec-election-2026-representation/魁人党拿 28% 的票得了近一半席位，CAQ 拿 13% 的票一席未得。这次魁北克省选，让我最在意的是票和席位对不上。

在单个选区里，“得票最多者当选”（简单多数制，First-Past-The-Post，FPTP）听起来简单直白：谁拿第一，谁就去国民议会代表这个地方。但把全省 127 个选区的结果加在一起，议会的样子和全省的投票就对不上了。

下面是 Élections Québec 截至 10 月 7 日 14:32 的点票数据（结果仍待正式确认，目前按各选区领先者统计）：

政党 有效票占比 席位 席位占比
魁人党（PQ） 28.02% 59 46.46%
魁北克自由党（PLQ） 24.23% 40 31.50%
魁北克保守党（PCQ） 20.66% 19 14.96%
魁北克未来联盟（CAQ） 13.35% 0 0.00%
魁北克团结党（QS） 12.42% 9 7.09%
其他政党及独立候选人 1.32% 0 0.00%

根据 Élections Québec 公布的数据计算；得票比例以全部有效票为分母，席位比例以 127 席为分母，四舍五入可能造成合计误差。

魁人党凭 28% 的普选票拿下了近 46.5% 的席位，离单独过半的 64 席只差 5 席。曾经执政的 CAQ 拿了 57.2 万张票（13.35%），在议会里一席也没有。全省没有政党过半，但这不说明规则就公平了。

即使你不认同 CAQ，也很难觉得这种结果合理。五十多万选民投了票，议会里却没有一个人替他们说话。评价一套规则是否公平，本就不该取决于这次赢家是不是你支持的人。

再看各个选区。127 个选区里，有 100 个的当选人得票不到一半。把 127 名当选人的选票加在一起，只占全省总票数的 41.73%；剩下的 58.27%，近 250 万张选票，没有换来任何席位。

支持简单多数制的人常说：议员当选后代表的是选区全体选民，而非单一党派。这话没错，可它没说的是，在谁组阁、谁掌权这件事上，过半选民的选择被规则过滤掉了。所谓每个地方都能选出最能代表本地的人，这种说法在多党竞争下已经站不住脚。现行规则只决定了谁在乱局中捡到了最多筹码，议会能不能反映全省的政治意见，它管不了。

常有人说，简单多数制是议会民主的天然基石。可在发达民主国家里，全国议会还只用这套规则的已经不多，同属英联邦传统的几个国家都改了。澳大利亚在 1918 年放弃了 FPTP，众议院改用排序复选制，参议院在 1948 年改用单记可让渡投票制（STV）；新西兰在 90 年代经历过类似的票席扭曲后，通过公投废除了继承自英国的简单多数制，改用混合比例代表制（MMP）；英国在 1999 年设立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时，用的也是混合制。

大洋彼岸被魁北克人称作“表兄”（nos cousins）的法国，第四共和国用的是比例代表制；第五共和国的国民议会用两轮制：第一轮须拿到过半有效票，且票数不少于登记选民的四分之一，才能直接当选，否则进入第二轮，届时不必过半，得票最多者即当选。欧洲议会和大区议会的选举则用比例代表制。魁北克的民法典来自法国传统，魁北克人在语言、文化和法律上一直在捍卫自己的独特性（société distincte）。那么魁北克在道义上有什么理由，非要把自己的民主制度绑在 18 世纪英国殖民当局带来的威斯敏斯特规则上？

要修补这种脱节，就得引入一定程度的比例代表制（PR）。选区代表和比例代表可以同时有。混合比例代表制可以保留选区议员，维持和地方的联系，同时设立补偿性的政党席位，把各党的总席位拉到和得票率相近的水平。

改革当然有它的技术门槛和治理成本：补偿席位比例设多高，地广人稀的偏远选区怎么兼顾，政党名单怎么防止暗箱操作，还有多党联合组阁成为常态以后的磨合。这些顾虑都有道理。但这些成本，比不上近六成选票换不来席位所造成的合法性问题。现代社会的民意本来就分歧很大，议会该做的，是如实呈现这些分歧，再在这个基础上找妥协。靠规则凑出来的多数，做不到这一点。

魁人党在 2026 年竞选纲领第 15 页，确实白纸黑字承诺了选举改革，主张引入比例成分。可它用 28% 的选票换来了近 46.5% 的席位，一个刚在现有规则下大获全胜的政党，会有多少动力去自拆梯子？

2019 年，CAQ 也提出过第 39 号选举改革法案，2020 年还通过了原则审议，最后在它的权力稳固后被搁置。

如果民间和公民社会不持续施压，PQ 的纲领承诺很可能也会变成一张废纸。要看它有没有诚意，就看两件事：执政后有没有一份写进法律的时间表，拿出来的方案是真正的补偿席位，还是修修补补。

]]>Wed, 07 Oct 2026 12:00:00 GMT魁人党的独立理想，还剩下什么？https://elias-essays.pages.dev/zh/blog/quebec-sovereignty-without-a-future/https://elias-essays.pages.dev/zh/blog/quebec-sovereignty-without-a-future/从建国愿景、公共治理、原住民族与语言政策，反思魁人党独立理想的困境。魁人党重新赢得了选举。但我越来越觉得，它所代表的那种魁北克独立理想，正在失去当年的感召力。

我认为魁北克人有权决定自己的前途，这篇文章不讨论这一点。这个问题在 1980 年和 1995 年两次交给了选民，加拿大最高法院在 1998 年的意见中也承认，对一个清晰的问题，清晰的多数意愿会带来谈判的义务。

一个政党可以重新执政，可以再办一次公投，也可以继续把支持者召集到同一面旗帜下。但要建立一个值得建立的国家，独立派还得说清楚，除了与加拿大分开，他们准备一起创造什么。

先把独立派最有力的理由说完整

独立派的关切大多有真实的依据。

在北美，法语使用者只占约百分之二。2021 年人口普查显示，在家主要讲法语的魁北克人比例，从 2016 年的 79% 降到了 77.5%，蒙特利尔的变化更为明显。

宪政上的伤口也真实存在。1982 年的宪法在没有魁北克国民议会同意的情况下通过，魁北克至今没有签署；米奇湖协议（1990）和夏洛特敦协议（1992）两次试图弥合，两次失败。1995 年的公投，“不”方只以 50.58% 对 49.42% 险胜。在许多独立派看来，加拿大联邦已经证明，它无法以平等的方式容纳魁北克。

从这个角度看，今天魁人党的许多主张，比如收紧移民、强化 101 号法、警惕渥太华的介入，都有来由。它们出自一个少数民族对自己能否在北美存续的长期担忧，前面的历史和数据都说明这种担忧有根据。

一份只有防守的计划书

据加拿大通讯社报道，保罗·圣皮埃尔·普拉蒙东（PSPP）2020 年自称“国家的创业者”（entrepreneur en pays），还说这虽是句玩笑，却反映了当时的心态。把建国比作创业，这个比喻很有魅力。但一家初创公司很难只靠防御现有平台、指出对手的缺点活下来，投资人和用户要看的，是它能提供什么别人提供不了的东西。

今天的魁人党，越来越擅长说明自己要防范什么：防范渥太华的干预，防范英语的影响，防范移民对承载力的冲击。这些都值得讨论，但它们加在一起，仍然描绘不出一个比留在加拿大更有活力、更开放、更有吸引力的新社会。只靠这些，很难说服数百万犹豫的选民放弃加拿大的广阔空间，去承担一次建国的风险。

半个多世纪前的静默革命（Révolution tranquille）是魁北克现代史的高峰，那一代人敢于开创。让·勒萨热（Jean Lesage）、勒内·莱韦克（René Lévesque）和乔治-埃米尔·拉帕尔姆（Georges-Émile Lapalme）提出“做自己家园的主人”（Maîtres chez nous），然后动手去建。

他们把私营电力公司收归 Hydro-Québec，让法语工程师和技术人才第一次站上现代工业的中心；他们创办魁北克储蓄投资集团（CDPQ），为本土经济培育现代资本；他们在 1967 年创设 CEGEP，1968 年建立魁北克大学系统（UQ），打破教会对教育的主导，让不同阶层和地区的法语子弟有了向上流动的通道。

那一代人保护法语的方式，是让法语成为工程、金融和大学的语言。

今天，无论是刚刚下台的 CAQ，还是重新执政的 PQ，都很难再拿出这样的气魄。当年开创性的制度，如今在不少地方成了既得利益和官僚惯性的避风港。

“魁北克模式”的疲态

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魁北克的劳动生产力自 1997 年以来年年低于安大略省和全国平均水平：2024 年，魁北克每工作一小时的产出约为 59 加元，安省约为 62 加元（按 2017 年不变价计）。人均 GDP 方面，魁北克与安省的差距从 2015 年的 12.2% 缩小到了 2023 年的 8.6%，但 HEC 蒙特利尔的生产力与繁荣中心认为，差距缩小主要是因为安省自身表现不佳，并不是魁北克突飞猛进。

为了维持庞大的公共服务，魁北克承受着北美最高之列的个人税负；但由于税基和产出能力不足，它每年仍需依靠联邦超过 130 亿加元的均衡拨款（péréquation）来平衡财政。独立之后，这笔拨款就没有了。在生产力落后、税负已经很高的情况下怎么补上这个缺口，是 PQ 的独立方案必须先讲清楚的问题。

魁北克审计长 2025 年对 SAAQclic 所属的 CASA 信息化项目的审计显示，项目成本比原计划多出将近五亿加元，预计总额超过十亿加元，而问责迟迟没有落实。早在 2005 年，前魁人党省长吕西安·布沙尔就在《清醒魁北克宣言》（Pour un Québec lucide）中指出，无论魁北克将来选择哪条宪制道路，如果不正视生产力、债务和公共效率的问题，繁荣就无从谈起。

魁北克模式当然也有成就。普及而低价的托儿服务、相对较低的收入不平等，都是它真实的成就，其中托儿服务还是魁人党政府自己在 1997 年开创的。但一个连现有机构的效能与问责都难以保障、生产力持续落后的体制，换上一面主权旗帜之后，并不会自动变成一个更繁荣的国家。如果 PQ 拿不出一套超越现状的经济方案，它的“建国计划书”在普通人柴米油盐的权衡面前，就会显得单薄。

1995 年的那道裂缝

如果要为这种理想的转折找一个象征性的时刻，我会选 1995 年 10 月 30 日。

公投失利当晚，雅克·帕里佐把失败归咎于“金钱，以及一些族裔选票”。在同一段讲话里，他用“我们”来指投了赞成票的法语选民，寄望下一次争取到更高比例的法语选票就能胜利。

一个宣称要代表全体居民建立国家的运动，在挫败的那一刻，用族裔来区分谁是“我们”、谁是阻碍。那些投下反对票的人，同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同样纳税，承担社会责任。把他们归为另一类人，等于收回了共同建国的承诺。

不少独立派人士事后与这番话保持了距离，帕里佐本人也在第二天宣布辞职。

原住民族：PQ 曾经做得更好

在原住民族问题上，今天的 PQ 尤其让人失望，因为它自己的传统曾经做得更好。

1985 年，在勒内·莱韦克的魁人党政府任内，国民议会通过动议，承认魁北克境内的原住民族为“民族”（nations）。2002 年，同为魁人党省长的贝尔纳·兰德里与克里族大议会签署《勇者和平协议》（La Paix des Braves），以民族对民族的方式处理双方关系。

相比之下，2026 年 9 月 30 日，PSPP 在谈到独立过渡期的临时宪法时表示：第一民族与因纽特人会受到咨询，但不会拥有否决权。他的理由是，临时宪法与永久宪法的批准门槛不同。这个区分在程序上可以讨论。但一个以“民族自决”为最高旗帜的运动，很难解释为什么另一些世居于此、与这片土地联系更早的民族，在新国家奠基时只能被“咨询”。

原住民族是民族，魁人党自己的政府在 1985 年就承认了这一点。如果建国的框架已经由一方单方面确定，所谓咨询就很难不流于形式。PQ 在政纲中承诺支持原住民的语言和文化教育，这值得肯定，但文化上的支持无法替代政治上的共同决定。一个新国家，如果在奠基时刻就重复“由多数替少数做决定”的逻辑，那它恰恰站到了魁北克人自己长期反对的那一边。

同属独立阵营的魁北克团结党（Québec solidaire）就做了不同的尝试，至少在其制宪构想中探讨与第一民族、因纽特人平等共同制宪的可能。具体路径仍有争议，但它说明，主权运动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有更开放的表达。

新来者，被放在了哪里

对新移民，PQ 的叙事同样偏向防守。

住房短缺、医疗承载力有限、法语融入需要资源，这些都是讨论移民规模的真实依据；主张调整移民门槛，本身也绝不等于排外。问题在于，在 PQ 的移民计划里，新来者主要是在“承载压力”和“法语风险”的框架下被讨论的。它详细说明了如何设限、如何考核，却很少说明这些人将如何平等地参与新国家的制度设计，如何分享它的机会。如果共同的未来从一开始就要求后来者被动地适应一套既定的身份模板，就很难让不同族裔的人都支持建国。

语言：扩大能力，还是限制选择

保护法语在北美的存续与繁荣，让人们能够体面地用法语工作、求学和生活，是正当的目标，我没有异议。101 号法让移民子女进入法语学校，改变了蒙特利尔的语言格局，这份历史贡献应当承认。

PQ 想把 101 号法延伸到 CEGEP，背后也有它的逻辑。不少法语家庭和移民家庭的年轻人，在 CEGEP 阶段转入英语体系，此后的工作和社交也随之转向英语。现行的 96 号法已经为英语 CEGEP 设定了招生上限，PQ 认为这还不够。

但我仍然认为，这条路走错了方向。上一届政府大幅提高了外省学生的学费，又收回了国际学生学费的大部分，英语大学首当其冲：麦吉尔 2023 年估计，这两项措施加上预期的入学人数下降，每年会给它造成 4200 万至 9400 万加元的损失；康考迪亚则把连年赤字主要归因于新的国际学生拨款公式和移民限制。而 PSPP 的魁人党在 2026 年竞选纲领第 40 页承诺，把 101 号法延伸到 CEGEP，以及中学阶段的职业培训和成人教育。这意味着年轻人在步入成年、选择 CEGEP 或学一门手艺的关口，将失去用英语就读的选择。

流利的英语，是今天参与全球知识流通、科研和贸易的重要能力。加拿大众议院科学与研究委员会的报告引用的数据显示，全球用英语发表的学术论文所占比例，已从 1995 年的 64% 升至 2019 年的九成以上。一个对自己文化有信心的法语社会，完全可以把年轻一代的双语乃至多语能力，看作自己立足世界的优势。2026 年 6 月魁北克政府与英语大学签署的自愿法语提升协议，已经说明不靠禁令也能推广法语。相比之下，用行政禁令来限制选择，是一条代价更高、也更难赢得年轻人的路。

结语

在今天的魁人党身上，之前的开放进取越来越难以看到。一个只说得清“要守住什么”、却说不清“要创造什么”的运动，即使借着选举的钟摆重新上台，它的理想也已经在枯竭。

魁北克人对自身存续的担忧是真实的。但生活在魁北克的各族群居民，不该为一个主要建立在防御之上的国家方案买单。魁人党要想让人相信独立，就得像静默革命那一代人一样，说清楚自己要建设什么。

]]>Wed, 07 Oct 2026 12:00:00 GM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