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二十七加元

每年七月，魁北克退休金管理局（Retraite Québec）都会给家长发一笔学习用品补贴：2026–2027 学年，每个 4 到 16 岁的孩子 127 加元，不设收入门槛（Narcity，2026 年 7 月）。家长想怎么花都行：买个新书包，买孩子喜欢的那种铅笔，或者买便宜的练习本，剩下的拿去买菜。

2026 年 8 月 26 日，魁北克团结党（Québec solidaire，简称 QS）提议取消这张支票，改由政府采购中心（Centre d’acquisitions gouvernementales，简称 CAG）统一批量采购学习用品，再由国家分发给所有家长，不论收入高低。该党发言人 Ruba Ghazal 估计，每个孩子每年能省 60 加元，开学季还能替家长省下时间（Noovo，2026 年 8 月）。

她也承认，这项措施同样会补贴那些并不需要帮助的富裕家庭，但坚持要避免孩子在学校里受到任何歧视。这个理由很说明问题：为了让谁都不显得特殊，所有人都领同一个盒子。

两年前，也就是 2024 年 8 月，同一个党要求的恰恰相反：把这张支票翻倍，从 121 加元提高到 242 加元，预计花费 1.4 亿加元。Ruba Ghazal 当时说，装满文具的书包不是奢侈品（Noovo，2024 年 8 月）。短短两年，发给家长的现金就从必需品变成了需要纠正的问题。

这次转向不是竞选中的小插曲，它暴露了一种信念：国家比家长更清楚孩子的书包里该装什么。供应管理制度靠的是同一种信念，对破产的恐惧也是；而投票支持这种信念的街区，看不见自己的舒适是别人在付账。

国家发的铅笔

一张支票的价值，永远不低于等额的一包实物。这是经济学里最简单的结论之一：拿着 127 加元，家长可以买到和国家一模一样的东西，也可以根据自己对孩子的了解买得更好。而一包实物，只能是某个公务员为一个并不存在的“平均孩子”准备的东西。

而且，学习用品清单每所学校都不一样，每个班也不一样，不少清单还会要求把去年还能用的文具接着用。于是统一采购方只能二选一：要么把清单统一起来，把这个选择权从老师手里拿走；要么去处理成千上万份不同的清单，批量采购的优势也就没了。无论哪种，都会有一部分练习本最后躺在柜子底下。

接下来还要仓储、运输、分发。据 QS 自己 2024 年的统计，这项补贴覆盖 165 万名儿童。按现在的补贴标准，每年大约有 2.1 亿加元要经过同一个窗口，而不是花在成百上千家每年八月都在互相竞争的文具店、药妆店和一元店里。

这个窗口是有前科的。2024 年 11 月，魁北克审计长发现，CAG 规划好的集中采购，不少根本没能办成；进度一拖再拖，它只好绕过招标直接签约，免得服务断档。至于它报出的 4.079 亿加元节省，审计长认为算法“有时值得商榷”（Noovo，2024 年 11 月）。

而 QS 要把全魁北克的开学季交给的，就是这个机构。截止日期是定死的，没有任何容错空间。延误不再意味着续签一份合同，而意味着孩子开学第一天没有练习本。在这种条件下会签出什么样的合同，可想而知。

我不是在指控谁腐败，只是在指出一种结构。当唯一的买家每年分配数亿加元的合同时，供应商要讨好的就不再是家长，而是少数几个决策者。魁北克对这出戏并不陌生：Charbonneau 调查委员会记录了公共工程合同中的串通行为；2025 年 12 月的 Gallant 报告则认定，魁北克汽车保险公司（SAAQ）的管理层多年来隐瞒了 SAAQclic 系统的成本暴涨，如今估计至少达到 11 亿加元（Noovo，2025 年 12 月）。

市场并不高尚。它只是更难被收买，因为购买力分散在千百万人手里。把采购集中起来，就是给自己立一个靶子。

在杂货店结账的美德

在大学的研讨课上，加拿大的供应管理制度（gestion de l’offre）几乎无可挑剔。它保护家庭农场不被美国巨头吞掉，稳定物价，让乡间保持生机。上完课，人们确信自己站在了弱者一边。可课堂上很少有人问那个最简单的问题：谁在付钱？

机制并不复杂。配额限制牛奶、鸡蛋和禽肉的产量；超出少量进口配额的部分，征收惩罚性的关税。于是加拿大的价格始终高于市场价格。差价不会凭空消失，最后都在收银台结了账。

第一个付钱的是消费者，尤其是最穷的消费者。2026 年 6 月，倾向市场的蒙特利尔经济研究所（IEDM）估算，供应管理每年让每个人多花 224 加元：占最穷家庭收入的 1.25%，而最富家庭只占 0.33%。它援引了 2015 年发表在《加拿大公共政策》（Canadian Public Policy）上的一项研究：收入越低，这笔开销在家庭预算里占的份额就越大。按 IEDM 的计算，这项政策让 41,279 个加拿大家庭停留在低收入线以下（IEDM，2026）。

第二个付钱的是年轻农民。在魁北克，每天生产一公斤乳脂的配额，自 2015 年起价格上限就是 2.4 万加元（UPA Montérégie）。也就是说，100 公斤的配额要 240 万加元，这还没算一头牛的钱。供应管理保护的不是“农民”，而是已经在圈里的人，防的是想进来的人。

第三个付钱的，是其余所有行业。2025 年 6 月，加拿大议会通过了魁人党（Bloc québécois）提出的 C-202 法案，禁止在贸易谈判中就这些关税做出任何让步（加拿大议会）。偏偏就在加拿大与美国重新谈判的当口，C.D. Howe 研究所指出，这部法律绑住了谈判代表的手脚（C.D. Howe，2025 年 7 月）。铝业、木材、汽车业，如今都得绑着一只手去谈判。

这不是团结互助，而是一笔由国家担保的私人租金，其中一部分是去买牛奶的单亲妈妈付的。研讨课看得见它保护的农民，却看不见在收银台付钱的那个人。

一个没有破产的世界

那盒铅笔背后，是一种什么都不会失败的世界观：没有文具店倒闭，没有农场消失，没有公共投资打水漂，也没有哪场衰退会打断承诺。那是一个舒适的世界，但不是我们生活的世界。

在市场经济里，失败是一种信息。卖易断铅笔的文具店，顾客会跑到对面那家去，钱也就流向了用得更好的地方。约瑟夫·熊彼特把这叫作“创造性破坏”：服务得不好的人退场，是服务得更好的人出现的代价。

通过招标选出的独家供应商就没有这个烦恼。它的铅笔断了也无妨，合同照样拿到下一轮招标，孩子照样用着断掉的铅笔。不满意的家长，对面已经没有别的店了，只剩一张投诉表。

投资也遵循同样的规律。风险投资人知道，大多数赌注都会失败，靠一个成功来覆盖其他所有亏损。可国家不能承认自己是在下注。每个项目都被说成稳操胜券，直到有一天破产照样发生，而没有人为此负责。否认失败，并不能阻止失败，只会让失败什么也教不会我们。

还有周期。普惠性的承诺总是在经济增长时许下，在衰退时付账。2025 年秋，魁北克已经预计 2025–2026 年度赤字达 124 亿加元，相当于 GDP 的 1.9%（CFFP，2025 年 12 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竞选中一个又一个普惠性新项目轮番登场。一个家庭这样过日子，会被说成不知轻重；一个政党这样做，却自称慷慨。

最后，任何东西都有成本。这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算术。每一本免费发放的练习本，都有人生产、运输、仓储，也都有人付了钱。拒绝算这笔账不是慈悲，而是一种奢侈：只有从来不用亲自收账单的人，才消受得起。

市中心街区看不见的账单

10 月 5 日的选举中，QS 赢得了九个选区，大多在蒙特利尔。在那里，它的主张显得理所当然，因为人们生活在各种公共服务之中，却从来看不到是谁在付钱。人们步行、骑车、坐地铁出行，地铁在他们眼里就像自来水一样自然。

可它并不自然。大蒙特利尔地区的公共交通，由乘客、市政府，以及整个地区的开车人共同出钱，开车人交的是燃油税和牌照税。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蒙特利尔都市共同体（CMM）范围内每辆私家车的牌照税从 59 加元涨到 150 加元，用来填补 5.61 亿公交赤字中的 3.61 亿（Noovo，2024 年 5 月）。

交这笔税的，往往是住在外围行政区、拉瓦尔或南岸的人，他们开车，是因为家附近根本没有地铁。他们出钱维持的，是市中心那些没有车的人每天搭的线路。当时的市议会反对派、Ensemble Montréal 领袖 Aref Salem 说，这次“大幅加税，惩罚的是在公共交通上别无选择的开车人”（Noovo，2024 年 5 月）。

QS 对这次加税的反应，很耐人寻味。该党议员 Alexandre Leduc 用交通部长的名字把它称为“吉尔博税”（taxe Guilbault），主张由省政府多出钱（Noovo，2024 年 5 月）。换句话说：不让拉瓦尔的开车人付，而是让全魁北克的纳税人付。而在同一篇报道里，部长吉尔博的说法是：“全魁北克各地区，不能每次都替大蒙特利尔的公共交通填补五亿加元的赤字。”

艺术领域也是同样的逻辑。2025 年 3 月的预算之后，魁北克艺术与文学理事会（CALQ）连续三年每年有 2 亿加元的项目经费；魁北克文化企业发展公司（SODEC）2025–2026 年度的项目经费超过 1.25 亿（魁北克 2025–2026 年度预算计划）。此外还有加拿大艺术理事会和蒙特利尔艺术理事会的拨款。

我不是说艺术家生活奢华。大多数艺术家收入微薄，2025 年他们还为此上过街。我的意思是：评审委员会的判断取代了观众的判断。一部没什么人想看的作品可以拿到资助，一部很多人想看的作品却得先说服一个委员会。这不是罪过，但它是一种特权，而为这种特权付钱的，有一部分是一辈子都不会踏进这些剧场的人。

公立托儿所、免费教育、医疗、家庭补贴，也都是如此。这些福利之所以维持得住，并不是因为市中心街区创造了它们，而是因为整个经济体，它的矿山、森林、工厂、卡车司机和写字楼，创造了足够多的剩余，多到可以不怎么细想就拿出来分配。久而久之，人们就把转移支付当成了天经地义的权利。

用别人的钱慷慨

回到那盒铅笔。QS 的承诺荒唐，不是因为它慷慨，而是因为它把慷慨和控制混为一谈。一张支票对家长说的是：这是给你的帮助，孩子需要什么，你比我们清楚。一个盒子对家长说的却是：你能拿到的就是这些。

供应管理、那盒铅笔、市中心街区享受的各种服务，有一个共同点：受益的人看得见，付钱的人却看不见。付钱的是杂货店里的单亲妈妈，是本来会做出不同选择的家长，是拉瓦尔的开车人，是里穆斯基（Rimouski）的纳税人。

2024 年，QS 要把支票翻倍；2026 年，它又要用一包实物取代支票。两个提议之间，只有一件事始终没变：哪个提议都没有先问一句，谁来付钱。

一个想为所有人执政的政党，应该先数一数谁在付钱。真正的慷慨，花的是自己的钱。用别人的钱来慷慨，另有一个名字：权力。

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Ryan Cardwell 等，《Milked and Feathered: The Regressive Welfare Effects of Canada’s Supply Management Regime》，Canadian Public Policy 第 41 卷第 1 期，2015；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魁北克建筑业公共合同授予与管理调查委员会（Charbonneau 委员会）最终报告，2015；弗雷德里克·巴斯夏《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1850）。文中引用的法语原话均为作者自译。

想反驳的话，弹药我替你备好了：

  • 开车的人也没少占便宜：堵车和尾气的账，可从来没人寄到他们家。
  • 法语市场就这么大，没有补贴，很多作品根本活不下来。这叫市场失灵，不叫特权。
  • 供应管理不花财政一分钱，农村稳当，物价也稳当，美国农民羡慕还来不及。
  • 统一采购有批量折扣；直接发支票，谁知道那 127 加元最后买的是铅笔还是啤酒。